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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性(第3/3页)

仰韶文化河南庙底沟彩陶残片上的三足鸟纹汉画像石上的日中三足鸟

嫦娥也好,女娲也好,究其原型,都是青蛙。正因为母亲是“蛙”,子女才被称为“娃”。娃也者,女娲所生之小蛙也,故曰“娇娃”,而娇娃有时也特指娇美的小女孩。娃娃落地,呱呱而鸣,恰似蛙声。因此,荷塘之中,月色之下,那一片呱呱蛙鸣,便成了生命的交响。

作为神蛙和母亲神的女娲,在漫长的神话衍变过程中,又有了一位配偶——伏羲。伏羲是蛇。汉代石刻画像和石画中,女娲和伏羲被画成两条尾巴缠在一起的蛇。交尾的形式暗示着性和生育,但把女娲画成蛇却不够准确。事实上,只有伏羲才是蛇,女娲应是蛙。因为蛇是男根的象征。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便立即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阴茎相似。它躲在草丛里,“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用之比喻男根,再合适不过。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欧洲的阿波罗,也是蛇。同理,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犯下“原罪”的是蛇,被上帝规定了要和女人终身作对的也是蛇。在这些神话中,我们都不难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除蛇以外,鸟也被看成男根的象征。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鸟从鸟蛋中出,婴儿从胞衣中出,便联想到人类的新生命,大约也是男卵人女腹的结果,于是又以生卵极多的鸟为祟拜对象。所以后来,俗话中便把男根称为“鸟”、“鸡鸡”,正如英人俚语把它称为cock一样。

蛙后来到了月亮里,鸟则飞进了太阳中,成为一种神鸟——金乌。金乌是日中之三足神鸟。为什么是三足呢?就因为两腿夹一男根之故。月有蟾蜍,日有金乌,它们又恰恰是女娲和伏羲手捧之物。

鸟与蛇这两类象征形象的出现,标志着男性在生殖活动中的作用开始被认识;而女娲出蛙变蛇,则是父系制取代母系制的结果。许多学者都指出,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在历史上可能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蛇所象征的男子性器,有可能被当作了斗争的武器。男子用它,征服和占有了女性,从而揭开了男女不平等历史的帷幕。

更何况,现实中的蛇,原本就是恐怖的东西。男性用它来做性象征,本身就意味着阴谋与暴力。原始先民十分怕蛇,平时在森林里走路,见面时都要相互询问:“有它无?”不敢称“蛇”而称“它”,可见恐惧之至。后来不太怕了,才在“它”旁加一个“虫”字,称为“蛇”。但男根仍被称为“它”,或“那玩意”、“那话儿”。另外,现实生活中,蛙也常被蛇吞食。所以,当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后,神圣的“蛙女”便被迫“失身”,变成了人面蛇身的“女娲”,弄得有点“不男不女”了。可以说,当“蛙女”变成“蛇人”后,中国妇女的受难,也就慢慢开始了。

当然,这个过程一开始是非常缓慢的,其年代也一定十分久远。如果不是对原始神话进行上述人类学的破译,我们就会上当受骗,以为女娲真是伏羲的“蛇妹妹”,并以为在中国历史上,从古到今都是“男尊女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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