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余 闻（第21/45页）

在邗桥的二十多年里，我与孙耀庭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他把家眷安顿在南京市区，待在厂子里的时间本来就很少。我刚进厂那阵子，孙耀庭不管到哪里，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来，自行车就换成了 “波罗乃兹”，再后来，“波罗乃兹”换成了桑塔纳。等到他终于坐上了奥迪之后，连开关车门都由司机代劳。

一九九六年，邗桥镇四周的山峦被附近几家砖瓦厂夷为平地之后，因烧砖的原料难以为继，我们厂开始了第一次转型，成了一家生产钢门钢窗的股份制企业。孙耀庭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工厂改制的消息。那天，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皮夹克，带着小于，来图书馆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南京的公司总部做秘书。那时，沈祖英已在一年前退休，我一时找不到个人商量，就对孙耀庭说，能否容我考虑两天。说实话，我还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开图书馆这个安静的地方。

差不多三个月后的一天，图书馆突然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中年人。他们把楼上楼下转了个遍，一边东张西望，一边煞有介事地点头，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再后来，我就接到了厂部“图书馆全部腾空，改作他用”的通知。当几个身穿工装服的人来到图书馆，将楼上那两万册图书成捆打包，运往纸浆厂回炉的时候，我才听说，原来，这座用旧城砖盖起来的建筑，被新上任的董事长看中了，他要把一家老小都安顿在这里。

我被人从图书馆扫地出门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才在公司的园林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负责照料厂区的花木和草皮。有一天，孙耀庭陪着董事长夫人来园林科挑选花木。在跟他握手的时候，我暗暗地加了把劲，心里很希望他能“猛然想起”当初让我去南京当秘书的承诺。不过，孙耀庭仅仅在我肩上拍了一下，笑道：

“还好吧？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起聚聚。我还欠你一顿饭呢！”

几年后，改制后的公司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再次陷入困顿之中。在年末的职工大会上，孙耀庭在与职工代表对话时，被人打伤，住进了医院。他让小于传话给我，希望见我一面。我买了一兜子红富士苹果和一箱猕猴桃去医院看他。他头上缠着绷带，把正在给他喂汤的护工赶到门外的楼道里，这才神神秘秘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名叫赵礼平的人。

经他这一问，我才反应过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即便是在南京的地面上，堂哥赵礼平都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孙耀庭说，厂里经营困难，几千张嘴都冲着他张着要饭吃。如今他连跳扬子江的心都有了。唯一能救他的人就是我的堂哥赵礼平。他在省委党校的一个礼堂里见过礼平。孙耀庭递上名片，态度谦恭，堂哥连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说，转身就走了。孙耀庭让我看在死去的母亲的分上，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

“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伤好了，你，你堂哥，一块坐下来吃顿饭，好不好？只要他答应来，我就派专车去接他。”

从医院出来，我就给堂妹金花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请堂哥来南京见个面。金花说：“见什么见，他人还在蒙特利尔呢！”我给孙耀庭回了话，他在电话中“噢噢”了两声，没头没脑地问了我一句：

“蒙特利尔是个什么鬼地方？”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耀庭，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冬天。那时，我已经在公司里办理了退休手续，买了一辆旧红旗，在邗桥开出租车。有一天，在中华门附近的一个酒楼门口，一个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轻女孩拦下了我的车。她手里扶着的那个喝醉酒的老头，正是孙耀庭。在我认出他的同时，我相信孙耀庭也认出了我。他横下心来，装出不认识我的样子，对我们双方都好。说实话，其实我也很担心，我的这位老熟人会在车上突然跟我寒暄起来，真担心他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