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间（第2/3页）

问题恐怕不在哪些批评家具有善意，哪些批评家欠缺善意。在小说中寻找寓意的工作牵涉到这门艺术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受制于类似古老寓言之寓意的咒缚。人们无法想像小说像一个力士所干下的“无的放矢”的勾当。一部小说容纳了多少并不真地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角色，他们却能像现实世界中的活人一般说着人话，干着人事——这难道不比狐狸能请鹳鸟吃饭、青蛙想比牛更肥大之类的故事更加荒怪吗？正因其荒怪，小说也就犹如寓言一般也有了它符号学上的需要；它必须具备一个寓意，它必须有所指涉，它不能一箭射出，不知所终，它得落在一块可以供读它的人为它画上靶位的墙上、地上或者什么东西上。从这个譬喻的另一面看：小说家也不可能为了去准备指涉某一个靶位而写作，因为设若有这样一个靶位，它必定是缘于早先已经出现过的一部作品而画出的，一个靶心之上不可能容得下第二支箭矢。在这里，辛苦的批评家必须理解的则是：为一支落下的箭矢所画的靶位却有无限多的可能性。

庄子的箭射向何方

用中文的词组来说：“庄子写了许多‘寓言’”，在《庄子》一书中甚至还有《寓言》篇。这个字眼拿来翻译fable、allegory之后，会让庄子和伊索、费德鲁斯（Phaedrus，约前15一约50）、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乃至于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看起来像是在参加同一局射箭大赛的力士一样。不过，我宁可在伊索的狐狸、青蛙和燕子后面追踪庄子的箭矢，乃是因为他更让我逼近“小说”这门艺术的指涉论。

庄子曾用“酒杯中的水”来状述语言，从而创造出“卮言”这个词。由于容器不同，水的形状亦随之而异，这种没有固定形状、随器而变的性质正是庄子对语言的本质的理解。那么，盛装语言的容器究竟是什么呢？曾经建构了符号学（semiotics）的美国思想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以“诠释体”（interpretant）这个字来概括那些“能了解某种符号（sign）代表某些对象（object）的人”。所谓诠释体，正是受到某个业已成形的语言系统所制约的族群；质言之，一旦某人了解了某符号指涉着某对象，某人即已隶属于这个语言系统，他也就不可能自外于庄子所称的那个“盛装语言的容器”。

在这里，“酒杯中的水”有了两种极端对反的意义。一方面，这水（语言）是极其自由的，将之放入任何一个容器（诠释体）中，它都可以有被了解的独特方式；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只能在特定的容器中拥有特定的形状而接受特定的了解，如此一来，被了解着的语言又是极其不自由的了。庄子无法遁逃出语言这自由与独断的双重性，便展开了他“似之而非也”的寓言或卮言之旅。他在《齐物论》和《寓言》两篇中大同小异地借由“罔两”（凡物非此又非彼者为‘罔两’，如魑魅罔两即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意思。也有一说：罔两是指似阴影非阴影，介乎光与影之间的微阴地带）和“景”（影子）的对话，隐隐然点出了他对“语言”及“语言的意义”何在的看法。“罔两”对于“景”没有定性（忽俯忽仰、忽坐忽起、忽行忽止）的状态十分好奇，问其缘故，“景”用譬喻答复“罔两”说：“我是蝉蜕的壳、蛇蜕的皮，似是而非的东西。火光、日光出现，我就出现；黑暗、深夜来临，我就消失。”

语言和语言的意义之间所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关系，寓言和寓意、小说和小说的指涉之间，也存在着流动不居的、似是而非的关系。无怪乎钱穆先生在撮指《庄子》一书大要之时，也只能以打个比方的方式来“寓言”，他说：“庄周他那一卮水，几千年来人喝着，太淡了，又像太洌了，总解不了渴。反而觉得这一卮水，千变万化的，好像有种种的怪味。尽喝着会愈爱喝，但仍解不了人的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