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县的故事(第5/5页)

形势骤然间变得紧张起来,第一,我们不能再穿越轻犯监狱“过西边去玩”。第二,公安局从审讯室到监狱加派了岗哨,最初是三个,后来到五个,再后来是一个班,枪上都上了刺刀,公安局的叔叔都随身挎上了驳壳枪。母亲的枪连在皮带上,也随身在腰间——即使在栾川,她也没有把枪亮出在外面的。第三,往日轻犯们抬土,刨地,出入监狱,现在他们被封了,满院都是公安干警,个个神色庄重,真枪实弹气氛严肃。轻犯都这样,可想而知重犯监那边如何了。

这种情势,根本不可能在大院里边玩了。我们就到羊角山去玩。但羊角山上的庙却封了,白纸打“×”盖着公章,问了问,说老和尚是特务,头几天要抓他,他自杀了,这件事又让我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不信?没人不信政府。

接着的形势愈来愈让人透不过气来,开始“枪毙反革命”。再没有比公安局这地方更能体味此类情状的了,几个脸色灰败的犯人铐着链子,锒锒铛铛被押到审讯室外,小公安们早已准备好铁锤、砧子、钳子等,给他们叮当叮当开镣子,街上叫来的剃头师傅准备好,给他们剃头……再接着会给他们送一顿好饭,白面馒头、酒和四个菜——我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一成不变的千古规矩,叫“辞世饭”,确实有点人道主义的情味在内的——再接着,就不和他们客气,五花大绑起来,脖子插上亡命牌子,冲锋枪押着就走了,门外有那种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道奇车,哼哼几声开去,世界上从此就没了这几个。

这样的事那阵子几乎天天有。重犯监那边关了多少反革命?我不知道。天天三个五个,有时多的有十几个,开镣、吃饭、上绑、登车——去西天。这就是镇压反革命那阵子的情况。我们已经不能再出去玩了,因为气氛不对了,小朋友有的爹或叔也被镇压了,这时的母亲也临时住在公安局,我就整日闷在她房间里看小人书,看院里的梧桐树。

我在过几年懂事后,父母闲时对话,我旁听,“杀的都是县团级(伪人员)”。我又在过了几年懂事后,知道还有战犯一事,我弄不懂为什么国民党的高干都好好的,这些下级却得剃头吃饭上车……不懂了好多年。又再过了若干年,读了些书明白了,这其实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人文心理的政治反映,大人物,杀一个便会有人说你“凶狠好杀”。由此可知,官,要么就不做,要么就做大官,背上靠旗的大将军,可以尽情做,打着号旗的喽啰“校尉们”,你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