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12/16页）

这么想得美，迷糊着就睡了。

半夜里，她回来了，我醒来看见她，下午想的词忘得干干净净，张口就说：“妈，你看抽屉里，梨！”

母亲打开抽屉，一看脸色就变了：“哪来的？”

“门口那几棵梨树，”我说，“他们摘梨掉的，我捡的！”

“掉了你就敢捡？”

“他们（别的小孩）都捡，谁捡是谁的！”

“你还犟嘴！”母亲一把就拉起了我，照屁股就一巴掌，“给人家送回去！”

“我不！”我也梗起了脖子，“我没有偷，他们都捡。”

“那也不行！”她“啪”地又是一掌，重重落在屁股上。

我“哇”的一声号啕大哭……巴掌像雨点一样急促，一掌又一掌击在我的屁股上……

上房的局长，满院的公安叔叔全都被我杀猪一样的号哭惊动了，有几个叔叔跑进来护住了我问：“马股长，孩子怎么啦？这样打！”母亲向他们介绍了解放的行为：“该不该打？”

这事如果放在任何时候，叔叔们理应责怪母亲：“这么点小事，孩子有什么过错？”但当时叔叔们不是这话，只说“他小孩子，还不懂事，不要打……”又对我说，“娃儿，不要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我是后来才听说，敌人当时活动猖獗，有买通我们的伙夫，往食堂大锅里下“红信”（砒霜）的，被发现了，枪毙了好几个投毒的人。公安局大院的主人，就是逃亡在外的大地主，有通敌的可能——栾川的“社情”实在是太复杂，太血腥了。

到了陕县，我的屁股经常遭遇母亲的巴掌，大致原因——逃学。

母亲和父亲一样，关照不到我的功课。我不是个好学生，随着她到处走，这个学校那个学校经常流动，功课节奏不一样，我又爱玩，功课就不好，越是不好，越是不想学，于是就逃学（引《致老师的一封信》）。这封信引起一些老师的评议，和对素质教育的一些思索，也引起一些老师对我的愤慨。他们觉得二月河这人不地道，受了老师的教诲，不肯好好努力，日后成才出书，还要羞辱师尊。“报昔日一箭之仇”，端的不是好人。但是我觉得我不是的。我对体制不满是有的，事实上我十分尊敬教过我的老师。包括那些给过我难堪的老师我也怀着一份美好的思念——大人管小孩，难道一定都得讲理？都得正确？更多的时候，我怀念他们的情。他们觉得我应该“行”，而实际上又“不行”，他们的失望之情令我感动。人呐，知人也难，欲人知尤难。

话说当初，我确实是个逃学大王。一逃就是半月，一月的时候也有的是，摘酸枣，到老和尚庙里偷梨，黄河里去洗澡，踩“晃滩”（在黄河滩岸地用小脚踩出稀软的一片泥地），再到花生地偷一把花生，或偷摘一个半生不熟的西瓜甜瓜之类，有时捉迷藏、“抓特务”、打野仗——逃学有无尽的快乐，当然也有恐慌：逃上半天，怕上学受批评，下半天就更不敢去，第二天越发不敢去，第三天……会下了“决心”：反正这顿打是挨定了，等着老师告状，妈来揍我吧！这样的心理和犯罪学的心理也许是有相通的。寡妇失节，有了一次就会有下一次，一百次也一样。直到有一天，看见我们牛老师——现在回想我的第一位老师：牛转娣。其实她也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缠过足的……她走路高视阔步，红红的脸膛高仰着，她不算很漂亮，但在我心中是白雪公主那样的高贵——她就这么从街南头走过来，我躲在大树后，头“嗡”的一声，知道大事不好了！她要到家告状！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这个上午是“逃”不出好儿了。蹭蹭，到中午，所有街巷人家炊烟尽熄，我走走停停，试探着往家磨蹭。我家在陕县换过一处租房，先住在北大街路东，房东是卖馍的小老板。沿街向北向东折一个三十米窄胡同，胡同底是在山墙上砌的一个小土地庙，庙北侧大门朝南，就是这家了——我不止一次逃学，是在这个小胡同里与母亲遭遇。记得第一次打是在饭后。她不动声色地和惴惴不安的我一块吃饭，放下碗就变了脸：“解放，今天上午学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