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成分”问题（第4/5页）

1976年夏，我回家省亲。一打听，那位老奶奶几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凝望着那挡住我视线的巍巍群山，沉默了很久很久，祷告了很久很久。

村里的小学校也革命了。

是年姐姐十三岁，上初小四年级。原来她上学时经常带着我坐在她的旁边听课，所以我虽然没有正式上学，也认识了一些字。

一天，学校突然召开斗争会，斗争的对象是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看、姐姐被绑在老庙神房的红柱子上，逼着问她：“把家里的元宝倒手到哪里去了？”原来是为这么个事：姐姐的同桌女同学，叫杨小媛。她和姐姐经常玩一个圆形的小镜子，此事有人告了状，因而玩镜子就演变成倒腾元宝了。其实这个家里，有过铜钱，有过解放区发行的“济南票”，元宝这玩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斗争会除了姐姐受了皮肉之苦和唾骂羞辱外，当然没有什么结果。不知会议的主持者是老羞成怒还是预先安排的议程，另外一件事却是实实在在地办了。

会议主持者宣布：所有地主富农孩子们的衣服，统统脱下来，与贫下中农孩子们的衣服对换。还不错，主持人顾及了一些廉耻，让男女学生分开，到两个教室进行“工作”。因我年龄小，姐姐拉着我一起去女教室换衣服。姐姐毫不犹豫地剥掉了我的衣裤，给另外一个孩子换上。但她的个头较大，很难找到一个和她身材相仿的女孩。最后，她换上了比她瘦小得多的女孩的衣服。衣扣扣不住，只得两手拉着衣服捂着前胸……姐姐不说话，没有哭。我吓坏了，想哭，姐姐在我屁股上轻轻拧了一下，三个字：“不许哭！”大约是想让她那袒胸裸腹的尴尬能遮掩一二，她把我抱起来就走。

回家进门，屋里的情景使我们非常吃惊。

爷爷蹲在炕沿下，眼泪、鼻涕、口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老脸上不停地向下流淌。奶奶抱着爷爷的膝盖，呜呜咽咽，凄切啼哭，嘴里不知念叨什么，浑身几乎抽缩成一个圆团。

炕上有一封已经拆口的信。爷爷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颤抖着把那封信拿给了姐姐：爷爷奶奶的长子、我们的父亲牺牲的噩耗传来了。姐姐两手紧抓着那封信，一下子趴在炕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让那压抑心头的一肚子苦水倾泻出来吧。大家都在哭，谁也不劝谁，也无法劝。爷爷拉了我的小手，把我搂在他的怀抱中。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爷爷伤心流泪。

那封信是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写给祖父的。抬头是“凌从古先生”，信中说凌尔寿同志在1943年5月18日抗击日军扫荡时英勇牺牲。说他是民族英烈，全家光荣云云……最后盖有两个印章，一个是正方形大章，是边区人民政府的印章；一个是圆形小章，据说是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的。

祖父昼思夜想的儿子死了，再也回不来了。他病倒了，睁着眼睛躺在炕上，几天不吃不喝。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没有了，没有了……”

姐姐辍学了。我们抬水、磨面、捡煤渣、挖野菜，开始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两年后，姐姐未成年就无声无息地出嫁了，据说换来了两斗小米，几尺红布，姐姐好苦啊！但是，她走了好，走了就不会饿死了。

1947年“十二月会议”，党中央制定和发出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坚决纠正在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连续发布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文件，农村要落实一些政策。祖父的“富农”帽子摘掉了，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村里分给祖父十四亩岗坡薄地。他总算又“耕者有其田”了。

但是谈何容易啊！“富农”这两个字，不仅殃及祖父自身，也株连到子女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