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篇(第5/18页)
R.:您不想出版发行这部作品的理由反而促使我非要发表它不可。
N.:怎么!您是铁了心地不怕没有人去看?
R.:您耐心点儿,听我说么。
在道德方面,我觉得没有一本书是对上流社会的人有益的。首先,是因为他们浏览了许许多多的新书,有些是提倡美德的,有些则是反对道德的,结果相互抵消,以致所有的书全都没了功效。而他们选择出来反复阅读的那些书籍也毫不起作用:如果它们宣扬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的话,那它们是多此一举;如果它们是反对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的话,它们也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因为看这些书的人正是那些被社会罪恶紧紧锁住、无法挣脱的人。上流社会的人如果一时想要振作精神,按道德行事,便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无法抗拒的阻力,以致最终还是不得不保持或恢复最初的状态。我深信,确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生性善良的人,一生中至少尝试过一次,但他们很快便发现,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因此也就泄了气,不再进行这种尝试了,把书中宣扬的那番道理视做散淡之人的聒噪而已。人们越是无所事事,越是远离大城市,远离各种社会团体,遇到的障碍就越少。到了一定程度,这些障碍不再是不可克服的了时,书籍可能就有点用了。当一个人离群索居时,由于他无须博览群书以示炫耀,他也就不去读那么多的书了,但思考问题的时间却多了,而且,因为他从书中获得的教益不会受到其他书籍的抵消,因此,他读书的心得就更多更好。烦恼既是孤独者的灾祸,也是上流社会的人的灾祸,但正因为烦恼,孤独者就喜欢读有趣的书,这是孤独者唯一的精神寄托。因此,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外省人比巴黎人读小说多,为什么农村人比城里人读小说多,为什么小说在外省、农村,比在巴黎、城里产生的影响更大。
然而,原本是能让自以为自己非常不幸的乡下人得到消遣、教益和慰藉的那些书,似乎反而在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产生怨恨,以致更加加深了为他们所鄙视的那种他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偏见。你们的小说中的人物尽是些风流倜傥的男子、时髦的女人、名士伟人、军官武士。这些小说宣扬的准则与标准,是都市的高雅情趣、宫廷的礼仪、奢华的排场和享乐主义。伪善的道德使真正的美德相形见绌,权术阴谋代替了真正的职责义务;夸夸其谈代替了美好的行为,朴实的好风气反被视做粗俗低级。
当一位乡绅看到书中大肆讥讽他待客的朴实真诚,把他乡间的快乐生活描写成欢闹狂喜时,他会有何感想?当他妻子看到一心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被写得不如夫人太太们高贵时,她心里该是个什么滋味呀?当他女儿看到矫揉造作、咬文嚼字的城里人瞧不起她要嫁给的邻居青年时,她会怎么看呀?他们全都不想再当乡巴佬了,他们将厌恶自己的村庄,抛弃他们的古老城堡,让城堡荒废,成为废墟,自己则前往都城,在那里,胸前曾佩戴着圣路易十字勋章的那个父亲,从乡绅变成了仆人或骗子,那位母亲则开了一间赌场,那个女儿却在招徕赌徒,最后,这一家三口在过着一种屈辱羞惭的生活之后,穷困潦倒、丢人现眼地死去了。
作家、文人、哲学家不停地在聒噪,为了履行公民的义务,为了服务于自己的同胞,必须居住在大都市。按照这帮人的说法,逃避巴黎,就是憎恨人类,在他们的眼里,乡下人一钱不值;按他们的意思,只有领取年金者、学问家和参加盛宴的人,才算是人。
渐渐地,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这同样的坡道上往下滑: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作品全都以外省人为靶子;它们全都拿乡村的朴实风气当做笑柄;全都在大肆宣扬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欢乐,大言不惭地说,没过过这种生活的人就枉为人,白白地活了一辈子。为了寻求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有谁能弄清楚巴黎每天会增加多少的骗子和娼妓呀?而且,偏见与舆论也在加强政治制度的影响,使四面八方的人往几个大都市涌来,挤在一起,致使其他地方土地荒芜,人口凋零;这样一来,大都市倒是繁华了,可整个国家却是人丁见少;为傻瓜痴人所津津乐道的这种表面的繁荣,使得欧洲在加速地走向衰亡。为了人类的幸福,当务之急是要尽力地遏制住这股有害的思潮。说教者们只会冲我们叫嚷“为人须善良与明智”,就是不管自己的说教是否会产生效果;但凡真正关心我们的公民,是绝不该冲我们傻乎乎地嚷嚷“为人须善良与明智”,而是努力地在想法让我们热爱那种能够使我们变成善良与明智之人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