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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格里高利耶夫！”他大叫，“噢，格里高利耶夫！你太软弱了，太软弱了！”

接着，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斥责阴谋。他对阴谋深恶痛绝。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好几次，他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里受命与可恶的“邻居”合作。每次都是一场大灾难。搞情报的都是罪犯，骗子，笨蛋，一群怪物。为什么苏联人这么爱他们呢？噢，因为苏联人的灵魂里就有酷爱秘密的致命缺陷。

“阴谋代替了宗教！”格里高利耶夫用德文对他们咆哮，“这是我们秘密的替代品！情报员是我们的阴谋家，这些卑鄙小人，他们毁了一切！”

他握起拳头，自责地捶打自己的脸颊。史迈利仍然翻动膝上的笔记本，厉声将他拉回眼前的问题：“想想格里高利耶娃和你的孩子，领事。”他地说，“我们真的必须知道他们预定几点回家。”

每一个成功的审问——就像托比·伊斯特哈斯每谈及这个时刻都要特别训示的——都建立在一个无法弥补的疏失上。一个手势，无论是暗示的还是直接的，甚至只是半个微笑，或者是接受一根香烟，都代表了心态的转变，从反抗变成合作。而格里高利耶夫，在托比所描述的场景里，就在此时犯下严重的疏失。“她会在一点钟回家。”他喃喃地说，避开史迈利与托比的目光。

史迈利瞧了一眼手表。让托比暗自狂喜的是，格里高利耶夫也做了相同的动作。

“但她可能会迟一些？”史迈利反驳说。

“她从来不迟到。”格里高利耶夫闷闷不乐地说。

“那么，请你先告诉我，你和那个女孩的关系！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向右走到远处——托比说，他是在暗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延续格里高利耶娃不时会被问到的那些寻常事情罢了。然后，他准备好笔。如此一来，像格里高利耶夫这样的人可能会觉得必须给他一些信息，好写下来。

纵然如此，格里高利耶夫的抗拒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他的爱国情操至少还得再上演一回。他张开手，仿佛在向托比请求：“欧斯特拉柯娃！”他以夸张的轻蔑态度又重复一次，“他问我一个叫欧斯特拉柯娃的女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也许他认识，但我不认识。我是个外交官。马上放了我，我有重要的公务要办。”

但这股气势，就像逻辑一样，很快就从他的抗议声中消失了。格里高利耶夫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

“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吟唱似的念出名字，一面用领带的下摆擦着眼镜。“一个苏联女孩，但有法国护照。”他重新戴上眼镜。“就像你一样，领事，是个苏联人，却有瑞士护照。用的是假名。你是怎么和她扯上关系的，我很好奇？”

“关系？现在告诉我，我和她扯上关系！你以为我这么下流，和一个疯女人睡觉？我被勒索了！就像你们现在勒索我一样，所以我被勒索了。施压！每次都施压，每次都是格里高利耶夫！”

“那么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勒索你的，”史迈利建议说，目光毫无遮掩地瞥了他一眼。

格里高利耶夫瞪着自己的手，举起来，又垂回膝上，又是徒劳无功。他用手帕擦着嘴，对这个世界的穷凶恶极只能摇头兴叹。

“我当时在莫斯科。”格里高利耶夫说。托比事后说，他听见天使合唱团在他耳里唱着哈利路亚。乔治的策略奏效了，格里高利耶夫开始招供。

另一方面，史迈利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欢呼庆祝；相反，他的胖脸却很不高兴地皱起眉来。

“请说日期，领事。”他说，仿佛地点根本不是重点，“告诉我你在莫斯科的日期。之后，也请交代每一件事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