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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运动吗？我不需要。佩内洛普有私人教练，而我则会绕着公园晨跑。我之所以沿着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狂奔，穿过大桥，是因为我刚才从公交车接近顶部的高度看到了一个吓呆了的小孩。我大概只能为自己找到这个理由了。他六七岁，正困在河流与道路之间的花岗岩石壁当中。他的脚踝抵住石壁，双臂伸展开来，他的头歪向一旁，不敢往上看或往下看。在他下方，车流不停地飞驰而过。在他上方，有一道狭窄的挡墙，那可能是专为年纪大一些的想出风头的坏小孩设计的。现在挡墙上就有两个坏小孩，边跳边笑他，嘘他，说有胆子就上来。但他上不去，他怕车流，更恐高。他知道，即使他设法爬到挡墙的另一端，他也会从六十英尺高的半空中掉下来，掉到牵道上，或掉到河里。他既恐高，也不会游泳。这正是我拼命狂奔的原因，我觉得这么做值得。

当我跑到那里，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但我看到了什么？没有小孩，不管是吓呆了的还是欢蹦乱跳的，都没有。而且那里的地形也变了，没有花岗岩护墙。护墙的一边没有让人看得头晕的人流与车流，另一边也没有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在大桥中间的警察值勤处，一个面容和蔼的女警正在指挥交通。

“不要跟我说话，亲爱的。”她一边打着旗语一边说。

“你刚才看见三个小孩在这里玩耍吗？他们可能死了。”

“我这里没看见，亲爱的。”

“但我看见他们了，我发誓我看见了。有一个较小的孩子困在石壁上。”

“你再烦我一分钟，我就带你到局子报到，亲爱的。现在请你开路。”

于是我就离开了。我转身走过了大桥。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过这座大桥的。一整个晚上我边等佩内洛普回家，边想着那个进了虚幻地狱里的吓呆的小孩。第二天早晨，我生怕吵醒佩内洛普，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盥洗室。直到这时，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小孩依然困扰着我。那天白天在为一家荷兰钻石财团做口译时，我把有关那小孩的事锁进我大脑深处，那里还藏有许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到了晚上，那小孩依然出现在我脑海里，他双臂伸展，手指使劲地攀附在花岗岩石壁上。次日清晨，北伦敦地区医院紧急召我，七点四十五分我出现在那里的热带病病房里，为一名看不出年纪的垂死非洲人作口译。那人只讲母语金亚旺达语，拒绝使用其他任何语言，所以别人一个字都听不懂。

在蓝色夜明灯的指引下，我沿着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往前走。一些奇特的路标已经告诉我要走哪条路了。一些病床被屏风隔开，以示为重症病床，我们要去的就是这样的病床。我蹲伏在床的一边，另一边就是一位身份较高的护士，中间只隔着那个垂死病人的双膝。据我推断，这个护士是中非黑人后裔，其学识与责任心都超过多数医生，但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是这些，而是她走进病房时步履轻快、俊气逼人的样子。她左胸上佩着一个名牌，写着“汉娜”，但那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质十字架，扣着扣子的蓝白色制服紧裹着修长苗条的身躯。当她站起来在病房里走动时，就好像舞蹈家那样轻盈。她的头发整齐地梳编起来，从额头一路往后压，与头后面的头发浑然一体。不过出于实际需要，她的头发已经剪短了。

我和汉娜两人一直长时间地注意对方，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得等她说话，而她得等我翻译。她连珠炮似地问病人问题，我感觉她的问题简洁、准确、体贴，而我则适时地将其翻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两人就等那个可怜的家伙回答，有时候我感觉到得连续等好几分钟。他用童年在非洲时说话的那种口音咕哝着回答，决意把童年作为人生的最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