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变法（第5/6页）

诏令下达后的当年，江南民气便为之一舒，时人称为“自高祖以来未曾有”——从高祖皇帝以来，南方便没有这样轻松缓和的时候。

甚而言之，连保守者担心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并没有表示出过大的反抗。当时普遍有种看法，认为漕运是“百万槽工衣食所系”，一但削减后槽工无所事事，必然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但事实证明，多余的人力并没有被浪费掉。事先开设在天津青岛济南各地的火药工厂及冶铁工厂迅速吸收了过剩的劳动力，并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为广袤的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多、更新、更好的产品。

于是乎，一个美妙的正循环就此形成了——海外市场的粮食节省了人力，节省下的人力投入产业升级中，为海外市场供应巨量的商品，赚取更加丰富的粮食。

在伟大的循环中，皇帝得到了白银，朝廷得到了粮食，江南节省了人力，就连理论上利益受损最大的槽工，也在新的工厂里赚取了更多的工钱，享受到了更廉价、更丰富的粮米。每一个人都在获利，每一个人都在赢，大家赢麻了都。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正旅居中国的传教士才有感而发，提出了所谓“完美改革”的理念。

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多国大战的前夜，剧烈的冲突与斗争此起彼伏，局势混乱不可控制，无疑与大安的平静安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反差下，传教士们沉痛批评了家乡的种种乱象，以匪夷所思的热情歌颂着大安的改革——他们坚定不移的认为，由穆祺张太岳等主持的改革才是理论上最为完美的改革。没有冲突，没有斗争，所有人都能从改革中获益，所以没有人会反对朝廷的政策；“粮食的香气溺死了一切蝇营狗苟的计算”。

他们同时宣称，这伟大的改革不需要所有人都是圣人，但在利益面前，所有人都会像圣人那样行事！

至于这完美的改革由何而来，在观察了京城政治数年之后，传教士斯密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大安朝廷的成功，是因为遵从了所谓“道法自然”的原则，相信自然的智慧而非人类的造作，在自由市场中自然而然的达到了资源分配的最优。大安皇帝及内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先驱，坚定不移的信仰着自由市场、“无形的大手”。】

穆祺：？！！！

这一份惊吓可比区区的白银粮食猛烈多了。他连连揉眼，几乎怀疑自己是受刺激过甚神经出了什么毛病；虽然知道自己一番捣鼓后历史会有变化，虽然知道海贸兴盛后搞不好会有外邦的大儒为自己念经。但无论如何，这经书是不是念得太歪了一点？

老登知道他自己其实是自由主义的伟大导师吗？

要不要给你们拓印一份飞玄真君万寿帝君的青词著作，体会体会自由主义的精神啊？！

你们吹就吹吧，但这吹得是不是也太离谱了点？！

但事实证明，穆祺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因为下面还有更离谱的：

【斯密将自己在中国的日记集结出版，命名为《中华见闻·论自由之精神》。在此书中，他宣称东方的皇帝拥有着“高贵的克制”，虽然掌握的权力远远超出了欧洲一切国王的总和，却从不滥用这个权力（穆祺：啊？！）。欧洲的国王常常召开宫廷的舞会并主持狩猎，在宴会上频频干预各地的政治；中国的皇帝却常常独居于皇家的花园，很少打搅他的朝廷。

这种独处并非偷懒（穆祺：就是偷懒！），而是更崇高的品格。中国皇帝深深懂得，干预得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减少权力的涉足才能使市场自由的运行。为此，他克制住了权力的欲望，尊重自然运行的逻辑。这种思想称之为“无为”或“无为而治”，皇帝为了铭刻这伟大的真理，甚至将它挂在了自己的寝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