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一章 侠盗（第3/4页）

梁启超说：“有点意思，我准备把这个故事收到我的《欧游心影录》中，他还活着吗？”

“雅各布正在圭亚那服刑，应该活得好好的，”李谕说，“要是任公准备写书，他当时在庭审判刑后的那篇演讲，更加精彩，同样可以收录下。”

梁启超问：“什么演讲？”

李谕说：“雅各布的演讲叫做《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揉面粉的人缺少面包，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脚趾，织布的工人衣不蔽体，建造宫殿的石匠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

“什么都生产的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生产的人什么都有。”

“所以盗窃是归还，是收回。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顾忌地偷窃了。””

梁启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讲。原来欧洲还有这么多主义、这么多思潮，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回去后就会查阅一下何为无政府主义。”

蒋百里说：“我则看出另一层意思，就是因为不满的人太多，才有这样数不胜数的不同政见，想寻破局之路。”

“百里说得也很有道理。”梁启超在笔记本上简要记了下来。

至于那个侠盗雅各布，在一名记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释放回法国。不过他此后再也没去大力主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他被一个问题困住了。

在圭亚那时，雅各布还在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主张，直到有个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我衰老后不能劳动，就成为你口中的食利阶级。而且政府给的养老金又没人发，我该如何活。”

这个在法庭上把一众法国富人喷得不敢回话的猛人当场呆住了。

他一辈子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活到75岁时，雅各布选择自杀，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竟然是写给可能进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干了，但是没熨烫。橱柜里有豆荚、面包片，旁边还能找到两升葡萄酒，不必害怕，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正好又串联上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的感悟。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无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终，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与善心。

梁启超认为现在的西方功利盛行，正是缺少了礼义廉耻与道德。

雅各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隐隐看出了这个问题，才会去做个所谓的“盗贼”，劫富济贫。

可惜此时西方的良心已经被偷走了。

聊到和会一事时，梁启超更觉得西方还有小鬼子太没良心，不过他也气愤于北洋政府冲昏头脑下签订的密约，这个密约被日本拿出来后，已经传遍巴黎。

“为了几笔借款，段祺瑞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这么大的祸根！”梁启超恨恨道，“正是这个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与日本银行团签下的合同，不仅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将悉归日本！”

蒋百里说：“他们签的密约相当于承认二十一条有效，而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变成了有根据的。”

李谕说：“这就是我们最不利的地方，英国的代表一再追问，1918年订立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时，明明停战在即，日本不可能再强迫中国，为何同意缔约？”

蒋百里叹道：“根本无法解释！”

梁启超冷哼道：“安福系为了政治上获胜，草率与日本签订借款条约，为和会交涉收回山东问题留下无穷后患，实在可恨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