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鲁迅(第3/5页)
鲁迅讨伐式或被迫迎战式的杂文,在其杂文总量中为数不少。比如仅仅与梁实秋之间的八年论战,鲁迅便写下了百余篇长短文。鲁迅与论敌之间论战,有的发端于在当时相当严肃相当重大的文学观的分歧和对立。论战双方,都基于对某种立场的坚持。都显出着各所坚持的文学的,以及由文学而引起的社会学方面的文人的或曰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有的摆放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上,仍有促使我们后代文学和文化人士继续讨论的现实意义。有的由于时代的演进,自行化解,自行统一,自行达成了共识,已无继续讨论,更无继续论战的现实意义。而有的论战的发端,即使摆放在当时来看,也不过便是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一项文坛常事。孰胜孰败,是没什么大必要的……
然而1949年以后,鲁迅的名副其实的论敌们,或准论敌们,或不曾打算成为鲁迅的论敌,却被鲁迅蔑斥为“第三种文人”者,都纷纷转移到香港、台湾乃至海外去了。我们今人,谁也说不清他们当时的转移是否是明智的。而没有做那一种选择的,后来的人生遭遇都是那么的令人唏嘘。连曾是鲁迅的“战友”,曾是鲁迅的学生的人们也在劫难逃,更何况鲁迅当年的论敌了。
并且,近当代的中国文学史,曾几乎是以鲁迅为一条“红线”,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梳理和相当彻底的删除。其结果是,一些与鲁迅同时代的文化人士和文化学者,从近当代的中国文学史上销声匿迹了。他们的书籍只有在极少极少的图书馆里才存有着。寻找到它们,是比敬职的道具员寻找到隔世纪的道具还难之事。有的文学史书虽也记载了当时中国文坛的风云种种,但也只不过是一笔带过的,仿佛铁板钉钉的结论。而且是纯粹政治性的,异化了文学内容的结论。致使我这一代人面对的文学和文化的史,一度是残缺不全不甚完整的。甚至可以说,那是一种史的“半虚无”现象……
然而我确信,鲁迅若活到了1949年以后,他是绝不会主张对他的论敌,准论敌,以及被他蔑斥的“第三种文人”实行一律封杀的。我读鲁迅,觉得他的心还是特别的人文主义的。并且确信,鲁迅是断不至于也将他文坛上的论敌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时刻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他虽写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那也不过是论战白热化时文人惯常的激烈。正如梁实秋当年虽也讽鲁迅为“一匹丧家的‘乏’牛”,但倘自己得势,有人主张千刀万剐该“牛”,甚或怂恿他亲自灭掉,梁实秋也是会感到是侮辱自己的。
我近日所读关于鲁迅的书,便是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正是这一本书,使我再次沉思鲁迅,并决定写这一篇文字。书中梁实秋夫妇与鲁迅孙子周令飞夫妇的台北合影,皆其乐融融,令人看了大觉欣然。往事作史,尘埃落定,当年的激烈严峻,现今竟都变得轻若绕岭游云了。我想,倘鲁迅泉下有知,必亦大觉欣然吧?
鲁迅的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位深深入世,抛尽了一切出世念头,并且坚定不移地确定了自己入世使命的文化知识分子。
鲁迅书中曾有这样的话: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那与其说是豪迈的鼓呼,毋宁说更是孤傲的而又略带悲怆意味的个人声明——他与他所处的“现在”,是没什么共同语言的。他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寄托,全在将来!而他的眼已从“现在”的大面积的深而阔的伤口里,看到正悄悄长出的新肌腱的肉芽!
曾有他的“敌人”们这样地公开暗示他的“赤”化:“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政党没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分明的还在从旁支持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