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6页）

劳拉·韦思莱克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位教授，主持一个和康奈尔大学合作的项目。1988年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拿了一个硕士学位，4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她在苏黎世大学教书，之后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她的简历里面充满了专业训练和研究项目的技术细节，2006年还赢得了一项重大荣誉。也就是说，她在心理学领域成了一个大人物。

我试了试运气，离开咖啡馆后就给她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叫布兰迪的助理，她说韦思莱克博士这会儿不在，但她记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让她转告韦思莱克博士，我有关于理查德·弗林先生的事情要找她。

***

那天晚上我是和萨姆在自己家里度过的，做爱，给她讲调查的进程。晚一点儿的时候，她进入了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她想比平时得到我更多的关注，而且有耐心听我讲每一件事。她甚至难得一见地把自己的手机调成静音，放进床边地板上的手包里。

“可能理查德的整个故事就是一场猜谜游戏，”她说，“可能他选取的是一个真实事件，但围绕此事虚构了一系列情节，就像塔伦蒂诺在《无耻混蛋》[3] 中所做的那样，记得吗？”

“有可能，但是记者在乎的是事实。”我说，“目前来讲，我要假设他写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能不能现实一点？”她说，“‘真相’只是编辑和制作人选出来登在报纸上，或者在广播和电视上播出的那些事。如果我们不选，就没人关心在叙利亚人们互相残杀、一个议员养了小三，或者阿肯色州发生了一桩杀人案。他们完全不会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过。人们从来对真实漠不关心，约翰，他们只在乎故事。也许弗林想写的就是一个故事，就这样。”

“嗯，只有一种方法能证实了，是吧？”

“没错。”她翻到我身上。

“知道吗，一个同事今天告诉我她刚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是那么幸福！我躲进厕所哭了10分钟，完全停不下来。我想象自己老无所依的样子，在那些20年前我根本不屑一顾的东西上浪费着生命，而那时我已经找不到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

她把头放在我的胸膛上，我轻轻地抚弄她的头发，发觉她正在轻轻地啜泣。她态度的改变完全在我意料之外，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也许你现在应该对我说，我并非无依无靠，因为你爱我，至少有一点儿爱我，”她说，“那些言情小说里都是这样写的。”

“当然。你不是无依无靠，而且我也有一点儿爱你，亲爱的。”

她从我胸前抬起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我下巴上能感觉到她呼出的热气。

“约翰·凯勒，你真是谎话连篇。在旧社会，人们会就近在一棵树上把你吊死。”

“那时候真是艰难时世啊，女士。”

“行了，我已经振作一些了，抱歉。你知道吗？你似乎完全被这个故事迷住了。”

“这是把我吊死的另一个罪名，是不？你不是说它是一个好故事吗？”

“是的，我说过。但是有可能你历尽曲折，辛苦数月，走上的却是一条通向无人街上空屋的死胡同，找不到任何头绪。这种风险你想过没有？”

“这只是一份临时的工作，是应一位朋友之请才做的。你可能会说，我也许最终找不到惊人的东西，激不起什么波澜。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但因为某些原因天不遂人愿，他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度过了余生。另一个男人被杀害，而我甚至不知道这两个故事之间是否真有那么大的联系。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我学会了听从我的胆识与直觉，而且每一次我不这么做，我都会把事情办砸。可能这个故事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每个里面都另藏着一个不同的故事。哈，有点儿荒谬，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