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如此帝国（第6/7页）

那他为什么终于还会失败？

我们不妨反过来看看，他当时为什么能够成功。

雍正的改革，在他执政期间能够卓见成效，除前述原因外，还因为他依靠了手中惟独帝王才有的绝对权威。也就是说，他能够推行改革，靠的是强权和特权。所谓“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离不开这个最重要的条件。比如耗羡归公，最早是湖广总督杨宗仁、山西巡抚诺岷和河南巡抚石文焯提出来的。雍正将这一议案交九卿会议讨论，结果是多数不能赞成。其他官员，也纷纷上疏反对。如果这样争执下去，这项改革的实施，就会成为永无期日的事情。雍正的办法，是发出上谕，斩断争论，并将碍事的官员调离，强制推行。他甚至连在山西搞试点的建议都不采纳。他说：“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之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显然，如果不是他独断专行，由着官员们去争论，这项改革当时就泡了汤。

这就是所谓“惟以一人治天下”了。或者说，就是人治和独裁。从耗羡归公这件事看，独裁和人治也没什么不好。如果雍正不独裁，事情就做不成。但这种制度是极其靠不住的。试想，如果有此独裁之权的是个混蛋、草包或者暴徒，会怎么样呢？他强制推行的，恐怕就不是耗羡归公或摊丁入亩等利国利民的改革，而不知道是什么祸国殃民的名堂了。

也许，正是预见了这一危险性，中国文化才设计了德治和礼治的方案，作为对皇帝“一人政治”的制约。也就是说，皇帝也不能胡来。所作所为，必须有德、遵礼。但这也是想得倒好而已。因为德与礼又同时规定了，皇帝的绝对权威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动摇的。如果你反对皇帝的独裁，那么，悖德和违礼的反倒首先是你自己。因此，尽管有德与礼的制约和规范，历史上失德无礼的皇帝仍并不少见。德与礼拿他们毫无办法，只有等着改朝换代的时机到来。

当然，德与礼也规定了，君无道，可以天下共诛之，天下共讨之。不过，这种“无道”，一般公认应该达到桀、纣的程度。如果只是像明代的万历皇帝那样消极怠工，德与礼也同样无可奈何。

其实，即便是勤政睿智如雍正，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雍正为了保证自己大权独揽，又不出任何差错，只好亲自听取各方意见，亲自过问大小政务。于是，他每天除完成各种礼仪，接见众多官僚外，还要亲自阅读大批奏章，并一一作出批复，平均每天撰写朱批七八千字。任何从事写作的人都知道，每天七八千字是什么概念。有几个皇帝能有雍正这样勤奋的精神、敏捷的头脑和旺盛的精力？就是有，迟早也得累垮。他的后任，或者没有他的头脑，或者没有他的精力，或者没有他的工作热情，或者不想把自己累垮。雍正的这一套做法，只可能后继无人。

更重要的是，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还有一点，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并非只是一批冥顽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员，还有强大的传统势力。这种势力是一种文化力量，并非哪个人可以扭转和对抗。比方说，他能不让人们讲人情，讲面子，讲世故吗？不能。那他就无法根除这些现象：请客送礼、拍马逢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争风吃醋、损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诿、人情大于王法等等。这些东西不铲除，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洁最终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被整治的腐败迟早也会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