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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伯格是一位理论家——索尔同他本人见过几次，十分欣赏他孩子似的幽默感——他甚至乐于道破自身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一次鸡尾酒会上，科尔伯格曾说，美国是一个第五阶段国家，其创立者是一群世所罕见的第六阶段者，但其国民则主要处在第四阶段和第三阶段。柯尔伯格强调，我们在日常抉择中一般会低于我们的最高道德发展阶段，而我们从不会超越我们的道德发展阶段。柯尔伯格哀伤地指出，所有第七阶段者的教诲最终都会土崩瓦解。基督将衣钵传给了第三阶段的保罗，而佛陀的继任者们从未超过甚至极少达到第六阶段。

然而，柯尔伯格对他后来的研究则异常严肃。他发现，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零阶段”。尽管他起初震惊得不敢相信，但最终慢慢接受。世界上存在着毫无道德感的人，他们就连胎儿阶段的道德感都不具备，趋利避害的基本逻辑在他们身上完全不适用。他们几乎可以说不是人。

零阶段者可以到街上随便枪杀行人，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不带半点愧疚与悔意。零阶段者不愿被抓住或被惩罚，但并不将自己的行为建立在避免惩罚之上。他们之所以犯罪，并不是因为犯罪带来的愉悦超越了对惩罚的畏惧。他们无法区分犯罪行为和日常行为。他们道德意识一片空白。数以百计的研究者验证了科尔伯格的假设，得出了可靠的数据和确切的结论。在任意时间段的任意文明当中，有百分之一到二的人处于道德发展的零阶段。

星期一下午，他们又来了。科尔本和海恩斯按住索尔，第三个人给他注射针剂。三分钟后他就丧失了意识。醒来之后，他头痛欲裂，左臂发麻。他的身体中被植入了某种东西。

索尔检查了切口，耸耸肩，翻过身，陷入沉思。

星期二的某个时间点——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间——他们释放了他。海恩斯蒙住他的眼，科尔本说：“我们会放了你，但你只能在六个街区的范围内活动。你不能用电话。随后会有人通知你做什么。不要主动同任何人说话。如果你不听话，你的外甥艾伦和他的妻儿都不会好受。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们把他带上轿车。不到五分钟车就停了下来。科尔本摘掉了蒙眼布，将索尔推出了车门。

索尔站在路边，在下午的昏暗光线中呆呆地眨着眼。他没来得及看见远去的车的车牌号。索尔往后退了两步，撞到了一个拿着购物袋的黑人女性，连忙道歉，但嘴角忍不住流露出微笑。他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行走，观察着路上的一切——砖砌的路面，破败的店铺，低垂的灰云……一张报纸被风吹得紧贴在铜绿色的灯柱上。索尔加快脚步，忍住左臂的疼痛，穿过马路，漫无目的地对电车司机挥手，惹得电车司机连连咒骂。他终于自由了。

索尔知道，他看到的是幻象。路上与他擦肩而过的行人中，无疑有人正在监视他、跟踪他。路上的轿车和厢式货车中，肯定有几个面无表情、一身黑西装的特工，正用无线电通报着情况。他手臂上的包块中很可能有一个无线电发射机或者爆炸装置，或者两者都有。但这些都无关紧要。

索尔的口袋里空无一物，于是他走向第一个看到的人——一个穿着红色厚呢短外套的大个子黑人，请对方给他一枚硬币。黑人瞪着这个突然出现、满脸络腮胡的陌生人，举起大手，似乎要一巴掌将索尔拍开，然后摇摇头，递给索尔一张五美元钞票。“快找人帮帮你吧，兄弟。”大个子用低沉的声音说。

索尔走进街角的咖啡店，将五美元换成硬币，用门厅里的公用电话联络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馆。他们不能为他接通艾伦·艾希科尔或利瓦伊·科尔的电话。索尔报上了自己的姓名。接线员的呼吸并没有加快，但她的语调明显变了，“好的，拉斯基博士。请你稍等，我肯定科恩先生非常愿意同你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