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莱尔（第3/10页）

说到这里，莱尔突然脸红起来。他扭开塔巴斯科酱汁的瓶盖，给每一只生蚝淋上一滴。这件事让他全神贯注。“我宁愿喜欢搜集火车模型，”他继续愉快地说，“我宁愿把更多时间花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你有类似的兴趣吗？我是说小嗜好。”

“我没那个时间。”特纳说。

“名义上他是一个叫内政部联络委员会的主委。我知道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有一次我问他：路德维希，你是要跟谁联络？他把我这话当成一个玩笑。他当然是我们这个年纪。战后第一代减五岁，刚刚错过了大战但又等不及长老。他也跟中情局眉来眼去，但在这里，这是一个地位的象征。他的主要职责是盯着卡费尔德。只要有谁想要与‘再造运动’挂钩，西布克龙就会去对付他。那是一种怪异的工作，”莱尔向后靠，打量特纳的表情，“但西布克龙却乐在其中。你可以说他在运作一个无形的政府：你可以这样形容他。魏玛政府39会非常适合他。你也应该对这里的政府单位有所认识：所有政府单位的划分都是很武断人为的。”

在一声催促声下，那些外国记者离开了酒吧间，向餐厅中央一张已经为他们铺好的桌子鱼贯走去。一个大块头的记者瞥见了莱尔，他把遮住右眼的一绺头发向后拨，然后伸出一只手，行了个纳粹致敬礼。莱尔举一举酒杯，作为响应。

“他是山姆·阿勒顿，”他压低声音向特纳说明，“是个不折不扣的猪猡。我刚才讲到哪里？对，政府单位的划分。它们让我们在这里一个头两个大。这里明明是个灰蒙蒙的世界，但我们却老是要追求一清二楚：谁是反法者，谁是拥法者；谁是共党分子，谁是反共分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老是搞不懂卡费尔德的原因。明明是应该争论事实的时候我们却去争论定义。波恩正在争论用多粗的绳索吊死我们，但我们却还在追问定义。我不知道你要怎样定义卡费尔德。说他是德国的布热德40？是中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他是，我们就毁了，因为在德国，所有人都是中产阶级。就像美国一样。他们不想要平等，谁想？但他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侍者已经把葡萄酒端了过来，莱尔请特纳负责试酒。“我深信你的舌头要比我的清新。”但特纳婉拒，所以他就自己来品试。“好明智的推荐，”他语带赞赏地对侍者说，“好酒。”

“所有的聪明定义都适用在他身上。就像精神分析一样，只要事先假定好病征，你就总能给它们找到名字。你既可以说他是孤立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沙文主义者；既可以说他是和平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复仇主义者。而他又想与俄国缔结贸易同盟。他有进步的一面，这个吸引到年轻人；他有反动的一面，这个吸引到德国的老年人。这里的年轻人好清教徒主义。他们既想要干干净净的财富，又想要弓箭和巴巴洛萨（红胡子？）41。”他懒洋洋地指着七峰山。“他们都想要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难怪老一辈会成为享乐主义者。但年轻人——”他断了一下，“但年轻人却深深不满，而且发现了一条最残酷的真理：报复父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模仿他们。卡费尔德可说是那些学生收养的大人……抱歉我话那么多。这是我的小嗜好。请不要叫我闭嘴……”

特纳看来没有在听。他看着沿步道等距离站岗的警察。他们其中一个刚刚在岸边找到一条拴着的小舢舨，此时他正玩着帆脚索，把它像跳绳的绳子一样荡上荡下。

“伦敦方面反复问我们：谁是挺他的人？他的钱是打哪来的？他们要我们定义这个，定义那个。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有一次我写道：‘街头上的这些人，传统上是最捉摸不定的社会阶级。’他们欣赏这个答案，直到研究部才被打了回票。‘是一个已死的民主体制的孤儿。是联邦政府的伤员。’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被出卖给了保守主义，反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他们被出卖给了共产党。人们现在都精得不去投票。卡费尔德的立场是惟一可以覆盖整个政治光谱的。你要怎样去定义一种情绪？老天，他们好迟钝。他们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指示，只给问题。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在英国不是也碰到相同的问题吗？同一种愤怒情绪也见于其他所有地方。’没有人怀疑巴黎的示威群众搞什么颠覆世界的阴谋，那为什么要在这里找一个呢？情绪……无知……无聊，就那么回事。”他向桌子欠过身去。“你投过票吗？我肯定你投过。那是什么感觉？你觉得有什么改变了吗？”他又吃了一只生蚝。“我想伦敦被轰炸过。这就是答案吗？也许，只有波恩是没事的。好可怕的想法。被放逐的世界。不过我们就是这样。被放逐的定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