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拉·托雷克里（第4/9页）

此刻正坐在沙发上眼望窗外的黑暗。时针指在3点50分。

我不想死。

我闭上眼，想像自己死去的光景。所有肉体功能划上句号，最后一口气从肺部徐徐呼出。最后一口气比预想的硬得多，感觉上如同垒球从喉咙吐出，但到底出去了。死随即到来，缓缓地、然而确凿地。视野滞重，颜色摇曳，就好像躺在游泳池底。有人飞扑进来，水纹荡开，摇动光亮。但稍顷光也消失了。

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的死的城市，所有时代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无名贫民的尸体被投入台伯河中。卡里古拉[3]将所有哲学家处以极刑，尼禄[4]将基督教徒喂了狮子。

在清晨到来之前的这一短暂时间里，我感觉到这种死的高涨。死的高涨犹如远处的海啸摇颤我的身体。写长篇小说时常发生如此情形。我通过写长篇小说而一点点降到生之深处。顺着小梯子，一步又一步下降。然而越是这样向生之中心接近，我越是清楚感觉出死之高涨，感觉出就在前面很近很近的黑暗里，死也同时急剧地高涨。

去梅塔村途中

1987年4月

在博洛尼亚把《挪威的森林》的原稿也交了，决定慢慢休整一下身心。心情畅快至极，就好像一下子全部卸下背负的行李。

4月12日星期天，棕树主日[5]。乌萨科、乌比夫妇和我们夫妇四人去梅塔村游玩。梅塔村是个小村庄，位于罗马西北方向，开车需两三个小时。相当详细的地图上也找不到。由于在远离城市的山尖上，一般没有人特意前往。人口一千左右。村正中有个酒吧，卖一点简单的食品之类，此外概无店铺。村民的职业清一色是农民，一切自给自足，几乎用不着买东西，便是这样的村落。若问为什么特意去这样的村落，因为这里是乌比生身的故乡，在此长到16岁。父母仍在这里生活。“毕竟房租便宜得不得了，”乌比说，“一年的房租才三千七里拉。”

三千七里拉约合四百日元。

我以为听错了，重问一次，但仍是四百日元。

“父亲原先一直在村公所工作——退休很久了——后来也继续住在公务员房子里，可以住到死。在这点上，这个国家非常难得可贵。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说。

“我父亲的退休金比我的基本工资还多，不像话的国家！由于做这样的事，在财政赤字上已经破产了——等于国民从国民身上抢钱。”

“和日本相反，这方面。”

“是的是的，是相反。”乌比点头，“在这点上，我觉得日本人够可怜的。日本国家本身有钱，可是国民生活相比之下很难说多么富裕。休假少，地价高，纳税多。非我瞎吹，意大利人几乎不纳什么税。老实纳税的只我们这类公务员（他在外交部工作），其他人简直一塌糊涂。意大利经济一半以上是地下经济，国家掌握的资金动向估计不到整体的一半，所以意大利人每一个都比统计数字上的有钱，毕竟不上税嘛！上次你不是见到我妹妹玛利亚·露西娅了么，她在米兰税务署工作，她说那简直不成样子——去催交税款，竟然一个交的也没有，根本不打算交，鼻涕一把泪一把诉说自己过着如何如何苦的日子，交不起什么税款。意大利人在这类事情上真是能言善辩。玛利亚·露西娅也当真同情起来，说税款由我替你垫上，她也是有点莫名其妙，虽说是我妹妹。”（※一年后，玛利亚·露西娅因精神官能症住院）

“是莫名其妙。”我也赞同，“那地下经济，举例说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