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文学的力量——与《陕西日报》记者张立的对话（第6/6页）

　　陈忠实：这个纯粹涉及我个人创作的问题，又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不仅始料未及，此前似乎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当年”这个时间概念，在我判断应该在进入陕西作家协会之前。我是1982年冬天调进来的。“当年”即应是此前一段。在我看来进入作协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时间完全可以由自己支配安排了，即所谓专业创作的实质。此前我在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和文化馆都挂着行政职务。那时区委的张书记是很关护我的创作的，他亲自当众宣布，让我只参与文化局大事的决策和研究，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创作上。我从那时到现在都一直感动着。进入省作协之前的“当年”，我实际上已处于半专业的创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还是充裕的。我仍然参与区里的中心工作。西安郊区农村推行“责任制”的1982年春天，我到渭河边的一个乡里住了两个多月，骑自行车奔跑在渭河滩大大小小的村庄里，有时深夜才回到下乡“知青”返城后遗下的屋里。1982年所写的一组反映农村生活变革的短篇小说，即是这次下乡参与生活变革的收获。那时我对我的生活和创作状态颇为满足，对进入省作协不是太急切。因为此前的1981年，省作协党组已决定调我到专业创作组，只是因为行政辖属的绊磕没有调成，我也基本泰然地顺其自然。

　　一年多后调入省作协，几乎同时我就做出决定，回归老家。自从1964年离开老家村子，我变换过几种单位和职业，按那个时候的规矩，只有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周日晚必须回到供职单位，直到在文化局文化馆工作都如此一贯制下来。我做出回归老家的理由有这样几点，珍惜难得的时间支配的自主权，可以避免没有实际意义的应酬；我在新时期形成的青年作家群里年龄偏大，又遇到前所未有的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就有紧迫感；我在乡村工作整整20年，很想安静地坐下来，回嚼我的乡村生活体验和积累的素材，争取多出作品；也很想认真读书，一些过去被禁的名家名著，需要领略，以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进一步清除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视野的狭窄和偏见；躲开热闹，也躲开文坛不可或缺的叽叽咕咕是是非非，保持思考所必具的沉静的心境，把精力和用心专注到思维和探索上，不至于空耗了。这样，我在乡下居住的老屋生活了10年，从短篇、中篇写作到《白鹿原》长篇的完成。

　　如果继续在文化馆待着而不进省作协，我不知道会循怎样的创作道路发展过来。因为人生只能就已有的过程论说得失，任何“如果”的假设既不可靠，也无依据。

　　我感慨自己在“当年”做出了一个起码切合我实际的回家的决定。我依然怀恋那10年在乡村捅着火炉吃着烤馍和农民乡党下棋的日子……没有上帝，自己拯救自己。

　　2005.3.26 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