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革命前后（第3/4页）

“怎么五个？这是我的票。”

“没有座位了。”

我开始争论；驿站的窗啪的一声开了，一个留胡子的白发脑袋伸出窗口，粗暴地问争吵什么。乘务员说，我要七个座位，可是他只有五个。我接着道，我有车票，还有付了七个座位的钱的收据。那个脑袋没有理睬我，只是用俄国和德国式军人粗鲁而嘶哑的口气对乘务员说道：

“得啦，这位先生既然不愿要五个座位，那就把他的行李丢下车，让他在这儿等有七个空位子的驿车吧。”

说完这话，那位被乘务员称作“少校先生”姓什韦林的尊敬的站长，便啪的一声关上了窗。我们作为俄国人考虑了这情况，决定立即动身；可是本文努托·切利尼5作为意大利人，遇到类似情况非立刻掏出手枪把站长打死不可。

我旁边那位经狄芬巴赫动过整形手术的旅伴这时在酒店中，等他爬上车子，我们便动身了，我向他讲了这件事。他刚喝过酒，因此心情很舒畅，对我采取了十分同情的态度，要我到了柏林写信给他。

“您是管驿站的官员？”我问他。

“不是，”他答道，鼻音更重了，“但这没关系……我……您知道……正如这儿的人说的，我是在中央警务部任职。”

这个发现对我说来比他那个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更加讨厌。

在欧洲第一个听到我发表自由派观点的人竟是个暗探，可惜他不是最后一个。

……柏林，科隆，比利时——一切都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们对它们也心不在焉，我们急于赶路，最后终于到达了。

……我在莱茵旅馆打开了古老而笨重的大窗，迎面看到的便是一个大圆柱：

……一个铁铸的偶像，

戴着呢帽，两臂十字交叉，

脸色是那么阴沉。6

那么，我确实到了巴黎，这不是梦，是真的，瞧，这就是旺多姆圆柱与和平大道啊。

巴黎，它的意义对我说来也许不比莫斯科小。这个时刻正是我从小心驰神往的。我多么想看看巴黎市政厅，看看罗亚尔宫的富瓦咖啡馆7——当年，卡米尔·德穆兰便是在这儿摘了一片绿叶作帽徽，发出了号召：“向巴士底狱进军！”

我不能待在屋里，便穿上衣服在街上到处转悠……我要找巴枯宁和萨佐诺夫……瞧，圣奥诺兰街，爱丽舍田园大街，这些名字都是我早已熟悉的……啊，瞧，巴枯宁本人来了……

我是在一条街道的拐角上遇见他的，他与三个朋友在一起，就像在莫斯科一样，正向他们宣传什么，不时站住一下，挥动着卷烟。但这次说教没有结论，因为我打断了他的话，要与他一起去找萨佐诺夫，让他也为我的到来大吃一惊。

我高兴得发狂似的！

但我暂时讲到这里为止。

我不想再一次描写巴黎。欧洲生活的初步印象，在刚觉醒的意大利国土上的庄严旅行，维苏威火山脚下的革命，圣彼得大教堂8前的革命，最后还有2月24日9那震惊世界的消息——这一切都在我的《法意书简》中讲过了。现在我已不能像当时那样生动地传达这些印象，它们被其他印象冲淡了，推后了。它们构成了我那些“笔记”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难道我的信不是当时实况的记录吗？

1 当时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一带通用的银币。

2 埃恩小姐是赫尔岑家的朋友，玛丽亚·科尔什是叶·科尔什的姐姐，哈格太太即赫尔岑的母亲。

3 见《法意书简》第一信。——作者注

4 狄芬巴赫（1792—1847），德国外科医生，尤以擅长整形外科著名。

5 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金匠和雕刻家，性情暴烈，曾数度因斗殴被流放和监禁，后逃亡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