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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塔希提岛是法国的，”他对我解释说，“法国人可不他娘的那么刻板机械。”

我想我知道他话中的要点了。

斯特里克兰德没有证件，不过只要莽汉比尔看到有利可图（他要是给哪个水手找到差事，第一个月的工资就装进自己的口袋了），有没有证件不是问题。因为正好有一个英国司炉工在他家寄宿时一命呜呼，他便把司炉工的证件都给了斯特里克兰德。然而，尼克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德两人都想往东去，可要雇人的船只都碰巧往西行。斯特里克兰德两次拒绝了雇用流浪汉随航去美国的差事，还拒绝了一次跟随运煤船去纽卡斯尔。莽汉比尔哪有耐心对付这种只能让自己受损的固执脾气，在最后一次找活儿失败后他干脆把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双双赶出了家门。他俩再一次流落马赛街头了。

莽汉比尔的寄宿膳食很难说丰盛，从他家餐桌边站起来时和你坐下就餐时几乎一样饥肠辘辘，可是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还是后悔不已。他们尝到了饥饿的滋味。舍汤救济所和夜宿店救济所都对他们关上了大门，他们唯一的果腹之物就是面包救济所的那块小面包了。他们能在哪里睡觉就睡在哪里，有时睡在火车站附近岔道上的空车皮里，有时睡在货站后面的卡车里。但是天寒地冻，迷迷糊糊地打了一两个小时的瞌睡后，他们就会重新来到大街上漫游。他们感到最难熬的是没有烟叶吸，尤其是尼克尔斯船长，没有烟抽简直生不如死。他因此只好到小啤酒馆去捡那些前一天夜里闲逛的人扔掉的烟屁股和雪茄头。

“我用烟斗吸过更糟糕的东西，能吸就好。”他补充说，耸了耸肩，一副能大能小的派头。说话间从我递给他的烟盒里抽去两支雪茄，一支放进嘴里，一支装进口袋里。

时不时他们也能弄点钱来。有时一艘邮船来了，尼克尔斯船长会和船上的计时员混个自来熟，成功地为他们俩弄到一份装卸工的差事。如果遇上一艘英国船，他们就会溜进水手舱，混在水手堆里开心地吃一顿早餐。他们这样做难免会吃一些苦头，如果正好和船上的高级船员撞上了，就免不了被轰下船来，屁股上还会挨一脚，被催着快快滚蛋。

“肚子饱了，屁股上挨一脚算不上什么，”尼克尔斯船长说，“我个人从来没有把这当什么坏事儿。高级船员不得不考虑船上的纪律。”

我眼前出现了一幅活灵活现的画面，只见尼克尔斯船长一头栽倒在窄窄的跳板上，背后还悬着气冲冲的大副抬起来的大脚丫。可是，他真不愧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人，对英国商队这种讲究纪律的精神从心底喜欢。

在鱼市场里经常能找到零活儿。有一次，他们把卸在码头的一箱箱数不清的橘子装上一辆辆卡车，两个人都挣到了一个法郎。还有一天，他们交了大运气：一个寄宿店老板弄到了一单给货轮刷油漆的活儿。那船是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来的，他们需要花几天时间站在悬垂船侧的一条木板上，给锈迹斑斑的船体刷上防锈漆。这活儿一定很投斯特里克兰德冷嘲热讽的脾气。我问尼克尔斯船长，斯特里克兰德对这种艰难困苦的日子适应得怎么样。

“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烦恼的话，”尼克尔斯船长答道，“他有时候有点郁闷，但是哪怕从早到晚吃不到一口东西，哪怕在中国人的店里都住不上一宿时，他也会像一只蟋蟀一样活蹦乱跳。”

我听了这话一点不感到惊讶。斯特里克兰德就是这样的人，对各种环境都应付得了，哪怕遇上最令人沮丧的情况都依然故我。但是，这是因为灵魂宁静还是矛盾对立，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中国茅房”是海滨流浪汉给布特里路一家可怜的小店起的名字，由一个独眼中国人开着，掏六个铜币可以在一张小床上睡一宿，出三个铜币在地板上睡一宿。他们在这里和其他像他们一样一穷二白的人交朋友，在他们身无分文而夜间又冷得要命时，他们很高兴能从白天碰巧挣到一个法郎的人那里借到寄宿过夜的钱。他们这些流浪汉倒是不抠门，谁挣了钱都会毫不犹豫地与别人分享。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哪个国家的人都有，可这并不妨碍他们称兄道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伟大的安乐之国的自由民，国家的边界把他们都归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