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十三）（第2/7页）

仿佛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般，普特曼斯总督还没到任，台湾的两个福建移民首领张伟和何斌，就掀起了一场抗税叛乱，把前去征收实物税的荷兰税吏给打得半死赶了出来——好吧，普特曼斯总督私下里也承认，前任总督不仅向这些中国人征收人头税，还要没收他们辛苦栽种甘蔗生产出来的全部蔗糖，确实是有些过分了。但若不如此的话，连续几个月没做成一笔海上贸易的大员港，又该拿什么给雇佣兵发军饷呢？

（说明一下，早期台湾尚未开发之时，出口的“大宗”商品是鹿肉、鹿皮。等到崇祯年间大规模种植甘蔗之后，才有蔗糖可以出口，也是郑成功时代的重要财源。但甘蔗园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在1630年前后，台湾能出口的蔗糖还很少。而且，跟获利丰厚、规模巨大的对日、对华贸易相比，当时台湾岛内的这么一点儿可怜出产，对于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人来说，根本连塞牙缝都不够。一旦对外贸易断绝，迫使荷兰人居然要靠搜刮岛民来过日子的话，那么不堪重负的岛民就真的只好造反了。）

于是，普特曼斯总督刚一上任，就不得不竭力搜刮兵力，发动一场惩戒中国人的平叛战争。最初，带着对东亚土著人的一贯轻视，普特曼斯以为凭着大员港方面拼凑的四百名士兵，自己很快就能粉碎这些中国人的抵抗——大员港的雇佣兵指挥官向总督吹嘘说，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可以打倒二十五个中国人。

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海峡对岸大明帝国一位著名的传奇将军，居然偷偷派遣了他的嫡系部队“救火营”，一支久经沙场，拥有燧发枪和野战炮，能摆出西班牙大方阵的精锐部队，来支援台湾岛上这些中国移民的叛乱。结果，仅仅是打了一次战斗，普特曼斯总督就损失了他的一半军队，自己都挨了一枪，只得灰溜溜地逃回大员港，非但未能恢复对中国移民的统治和压榨，还得担心他们打进大员港来报复：那会儿的热兰遮城堡还没开工，在近代化的火器部队面前，大员港根本连一点儿防御能力都没有。

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固然是拥有二万多名员工的超级跨国垄断企业，其麾下光是正规雇佣军有近四千之众，如果算上那些稍加武装便可参战的奴隶，全球总兵力怎么也有二、三万人——但请注意，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球总兵力，自然也必须用于全球战场，这些宝贵的兵力需要同时讨伐马来亚土著、南非黑叔叔、葡萄牙殖民点、英格兰海盗、北欧渔民（抢渔场大战）等一系列遍布全球的对手，来保障公司的效益和诸位股东的收入，所以不可能投放多少兵力到台湾这么个成天亏钱的偏僻旮旯里来。

幸好，在台湾的中国移民暂时似乎还没有攻打大员港的想法——无论盘踞北港的何斌，还是“打狗”地方那个更讨厌的张伟都是如此……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一份耻辱的和约：荷兰东印度公司向北港的何斌和“打狗”的张伟认输，从此放弃对他们的宗主权，不得再对中国移民征收任何赋税。

（高雄旧称“打狗”，据说当地的原住民为了躲避外来侵扰和内部的争斗，就在村落附近大量的种植刺竹来保护村庄，而刺竹的土语发音是“打狗”。至于高雄这个称呼，是日占时期日本人根据“打狗”的日语发音而创制的。无论字音字意都文雅了许多，于是就成了正式的名称。正如基隆取代了鸡笼一样。）

自此，大员港荷兰商馆的最后一个稳定财源就此断绝，只能靠着过去的积蓄坐吃山空，或者指望着时有时无的对华贸易，以及给经过的船只提供淡水和给养，来赚取一点儿可怜的服务费……

身为大员港的行政长官，颇有抱负的普特曼斯先生，当然不希望大员商馆就这样在自己手中破产倒闭、关门大吉。他一边顶着负债累累的财政压力，动工兴建热兰遮城堡和大员周边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以改善这个据点的防御状态。一边继续努力想要打开对华直接贸易的渠道——凡是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大都看过马可波罗那本著名的游记，就算是不识字的乡巴佬，好歹也听说过“东方遍地是黄金”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