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二（第3/5页）

说真心话，赵迅那时对谁都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如果真要参加这场鸣放运动，他还真想为自己的冤屈“吼两嗓子”，他想说我热爱新中国，我拥护共产党，我在旧社会虽然不慎走过弯路，但天理可鉴，我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我会写文章会导戏，我的理想并不仅仅是当一个木匠，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知人善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像他们获取政权前承诺的那样。

这些想法在看了《人民日报》的文章之后，在居委会大妈真诚的鼓动之下，在渴望报效国家的一片赤诚之中，半个小时就一挥而就了。他忘记了自己当初被人民管制时，发誓再不摸笔的承诺。文人一摸笔，祸从字里出。鸣放文章写到最后，赵迅也不知哪股神经搭错了界，竟然又犯了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毛病。他在文中写道——

1956年，人民政府的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一千多名日本侵略者战犯大部分实行“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宽大政策，仅对其中罪行极大的四十五名日本战犯进行了起诉。我个人认为这个举措虽然彰显了我中国民族以德报怨之大国风范，但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太宽容仁慈了。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中华民族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伏尸千万，流血万里。我们岂可轻易忘记国耻！岂可轻易忘记这本浸满中国人鲜血的血泪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法西斯战犯，还有亚洲的东京大审判，除了当场处以绞刑的，其余的战犯都还在服刑。这对在全世界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有极大的警示作用。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紧随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八年抗战我们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但他们并不服输，随时妄图卷土重来。当我们正义在手时，依照国际法和我国法律，多杀几个日本战犯，既可震慑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者，也可扬我中华国威。尤其是，在目前国民党反动派在押战犯都还在接受人民政府改造的情况下，先行释放日本战犯，于根除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为不利；于民族情感也颇有伤害。希望执政党在此方面有所反思。

第二天一大早，赵迅本来是该将自己的“鸣放”文章交到居委会的，但他多了一个心眼，想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懂多少啊，还是请省公安厅的周副厅长帮我先把把关吧。身居高位的周荣在关键节点上看起来对赵迅颇有照顾，但除了工作，平常他们颇像相忘于江湖的路人。

可这次周副厅长接过他的文章，看都不看就不屑地说，你一个木匠，乱吼些啥子哦。赵迅回答说是居委会交代的政治任务，我这也是爱国啊。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样生疏了好久的文绉绉的话语，他也差点脱口而出了。但当周副厅长看完赵迅的鸣放文章，平常说话从不拿架子的他忽然爆发了，几把将赵迅的鸣放文章撕了，还厉声喝道：

“你乱跳什么？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当时赵迅委屈得有点像不准革命的阿Q，眼泪都差点下来。到他进入耄耋之年的某一天，去参加离休老干部周荣的葬礼，在葬礼上想起被指着鼻子痛骂的那一天，想起人家的当头棒喝。那时他已经看了很多官方解禁的史料，《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5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四天前，也就是5月15日，毛泽东已经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封信，下发给党的高级干部，“右派”这个词第一次被伟大领袖提出来。事情的确已经发生了变化，“整风”成了“引蛇出洞”，在战场上，没有比贸然闯入埋伏阵被聚而歼之更悲剧的士兵了。赵迅不知道周荣那个级别的干部那时是不是已经提前得到了风声，但他当年确实帮赵迅躲过了一劫。如果他复杂的历史问题再加上右派这项罪名，他会如何呢？他还敢为国民党战犯鸣不平，不想要脑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