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两河之间（第3/11页）

古德里安推荐哥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第一装甲集团军司令，目前他正支撑着舍尔纳的右翼。

“我不同意。”希特勒说，然后，他提出了其他一些人的名字。

“他对付苏联人经验很丰富，”古德里安强调说，“他们从未战胜过他。”这一点打动了希特勒；3月20日，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海因里希司令部收到了一封电报，海因里希被任命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

第二天，古德里安遇到了正在总理府花园散步的希姆莱和希特勒。古德里安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和希姆莱单独谈谈；希特勒善解人意地走开了。

“战争再也打不赢了，”古德里安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最快的解决办法，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屠杀和狂轰滥炸。除了里宾特洛甫，您是唯一一个在中立国家有关系的人。外交部长不愿请求希特勒进行谈判，因此，您应该和我一起去找希特勒，敦促他安排停战。”

有那么一阵子，希姆莱无法答话。“我亲爱的将军，”他终于开了口，“现在还为时太早。”

“我不明白。现在不是最后一分钟了，而是已经过了一分钟。要是我们再不谈判的话，就永远都不能这样做了。难道您没意识到我们的局面有多绝望吗？”但是希姆莱拒绝参与谈判；他更喜欢以他自己的秘密方式进行会谈。

晚上的会议之后，希特勒要求古德里安留下来。“我明白，您的心脏病恶化了。”他说。古德里安对东线末日的预言让他越来越讨厌。他希望找一个非失败主义者接替古德里安的工作：“您应该立刻休息四个星期。”

古德里安知道希特勒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时刻，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因为我没有副手。”接替温克工作的汉斯·克雷布斯将军最近在盟军对措森司令部的一次轰炸中负了伤。“我会试着尽快物色一个人，”他说，尽管他并没有这个打算，“到那时，我就去休假。”

一个副官打断了他们。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想和元首私下谈谈。“我现在不能见他——三天以内都不行。”希特勒激动地说。然后，他又转向古德里安：“这些天来，每每有人要求同我单独会面，都是因为他有些令人不快的消息要告诉我。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总是给我增加痛苦的安慰者。他（施佩尔）的备忘录总是以这样的话开头：‘战争已经打输了！’而他现在想跟我说的还是这个。我总是把他的备忘录放在保险箱里，从来不看。”

尽管朱可夫已在奥得河以西建立了三个桥头堡——一个在法兰克福的南边，一个在屈斯特林的北面，还有一个在这两座城市中间——德国人还是在东岸有两个据点，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这两个地区将成为朱可夫向柏林发起总攻时的明显目标，因为高速公路从这两个城市一直通到首都。

守卫屈斯特林桥头堡的是党卫军高级军官海因茨·莱因法特，一个对军事战术了解甚少的警方官员。不过，法兰克福的指挥官恩斯特·比勒尔虽然只是个上校，却是一个坚定能干的军官。他把他出生的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1944年底，比勒尔的腿在东线战场上受了伤，被送进了法兰克福的一所医院。当苏联人在1月底向奥得河方向冲来时，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医院，率领一支由恢复期病人、掉队士兵、人民冲锋队队员以及三千名炮兵学员组成的临时队伍，去阻止苏联人的进攻。

2月初的一天，比勒尔正在同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喝茶，这时，有人叫他去接电话。回来后，他说：“要把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变成一座堡垒，让我来干。”

五个星期之后，他有了三万名手下。其中的一半安置在河东的山头上，另一半则留在奥得河西岸继续进行训练。比勒尔的炮兵是七拼八凑起来的：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大炮、法国的75式，还有德国迫击炮。当司令部给他派来二十五辆装甲车作为增援时，他把它们全埋在了战备地点，只露出炮塔。他唯一可以移动的武器是二十二辆装甲车，是非常精巧地用车辆残骸重新组装起来的。尽管比勒尔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他的心中仍充满了疑团。“在这个缺口里，我究竟有什么真正的作用呢？”戈培尔博士最近来前线视察时，他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