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5/28页）

当然，他没有。这种形势下，随着时间离恐怖分子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考虑到所有的事情非人力所及。如果由其他人来准备这次行动，他也许会考虑到约尼没能注意到的细节，或者他甚至会策划一个不同类型的行动。约尼自己也知道，计划和准备工作都不算完美，但是他相信这些足以确保成功。而且，他相信自己的队友和军官，其中也有他的反对者。他相信，计划一旦实施，他们大部分人会急形势之所急。而且，他相信自己。

“我们年轻的军官，”一个人解释，“会更多地把信任放在计划和演习的技术层面，而不在我们自己和队友的潜能上，不在我们消息灵通、主动性和灵活性上。”

公正地讲，必须要提到的是，军官们的担忧并不是因为害怕战斗。他们在行动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的勇猛和无畏。行动前的最后一次训练，也就是模拟演习结束后，感到不安的不仅仅是约尼的反对者。几名其他没有参与夜晚讨论会的军官——他们在“赎罪日战争”时力挺约尼并且在行动中只相信他一人——也有同感。准备工作的匆忙、任务的复杂程度、过去救援行动的负面经历都产生了影响，它们就如那些质疑和犹豫一样困扰着每一个出发执行重大使命的官兵。

最后，阵营产生了分裂，对向谁请命完全没有定论。但是，在他们踏上乌干达领土前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对行动持有保留意见的军官们都在行动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如果一次行动的胜败取决于少数人瞬间的表现，这样的情绪势必会有潜在的危险。

第二天，约尼将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彻底改变这种情绪。

配置和检查装备、擦拭武器、准备车辆、协调侦察营内外的大小事务，这些工作一直持续到午夜。和其他营房一样，阿米尔和希勒姆的营房里，士兵们间断性地熄灭房间里的灯光，来调整他们步枪顶部的瞄准灯，以防挟持人质的大厅到后来漆黑一片。没有灯光的情况下，他们要辨别自己在朝谁射击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整个晚上，我不断记起沙威伊酒店的那次痛苦经历，”曾经在那次行动中受伤的希勒姆说，“就在我们抵达大楼的时候，恐怖分子引爆了炸药。整栋建筑陷入一片漆黑，如地狱一般，爆炸激起的灰尘让你看不清任何东西。我在想，类似的情况可能会在这里重演。你想要看见任何东西的唯一办法，就是依赖这些瞄准灯。你可以用这些狭长的光束寻找敌人然后瞄准，但如果光束没有校准精确，你会射不中敌人。所以在营房里，我们会把步枪支在某个静止的物体上瞄准星，然后灭灯按下按钮，确保光点分毫不差地落在我们用瞄准灯定位的地方。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

没有足够的瞄准灯适合安装在AK-47冲锋枪上，所以一些士兵不得不使用可靠性稍差一点的以色列制的乌兹冲锋枪，这些枪本身就装有瞄准灯。一位名叫宜兰·布鲁默的突击队员，拿着分配给他的乌兹冲锋枪来到附近的射击场试射。他试用了弹药背心里的每一个弹夹，以确保他们的有效性。

任何一个还没有把弹夹装满子弹的人，任何一个还没有把弹药袋装满手榴弹的人，现在都做着同样的工作。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拿一些弹药背心所能容纳的子弹和手榴弹。士兵还要确保在已经上膛的弹夹旁边还装有备用弹夹，这样他们可以在第一个弹夹耗尽时立刻装上第二个。阿米尔在自己的背包里装备了可以撞开门的全套设备，并且尝试用各种方式来携带背包和扩音器。每支队伍里必须有一个人携带这些装备。若是没人愿意做这项苦力，他们就抽签决定。阿米尔是阿姆农队伍中的中签者，于是他还必须应付这些额外的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