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第5/22页）

“有多少年不放了？”詹夫人说。

“十年还多了。”詹牧师说。

其时为一九七七年春。

“你放起来倒还没忘。”

“生疏多了。”

“我以为你放不了了呢。”

“不至于。”

“在老家时放的那种‘双飞燕’我还是最喜欢。”

“一上一下，一下一上，那种确实好。”

“那是用绢做的。”

“最好是用绢做。”

詹夫人久久地看着篮球架后边那片开始发绿的草地，不再说话。

詹牧师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把药吃了。

对面的楼房成了一座黑色的墙，风筝看不见了，只有从衣兜里抽出的那段白色的线，证明风筝还在天上。

天上朦朦胧胧地现出一个月亮。

詹牧师安慰老伴儿说：“让我想一想，也许还能做成那种‘双飞燕’。”

“还有那种鹰形的风筝，我们在家乡时也常放，像真的鹰在盘旋。”

“那叫纸鸢。”詹牧师纠正说。

“你不要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那确实叫纸鸢。”

“你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

“做人不见得非得干成什么大事不可。”

“这我知道。”

可是，直到第二天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詹牧师的思绪还在天空中盘旋。

〔注一〕詹牧师的住房条件很差，说是两间小棚子，一点儿不过分。早在六十年代初，詹牧师曾在自己小屋的门上挂过一块匾额：大鹏屋。取棚屋之谐音，抒远大之志向。几个朋友凑了一首打油诗，嘲笑他：“鸿鹄误入棚，大鸟错居屋，呜呀呜呜呀，鸦乌鸦鸦乌！”詹牧师看罢一笑，奋笔回敬道：“孔明居草庐，姜尚做渔翁，雄鹰一振翅，鸦雀寂无声。”

时间过去了十六七载，詹牧师依然住着“大鹏屋”，这倒没关系，问题是雄鹰何时能振翅高飞呢？詹牧师时常为此而烦恼。看见年老的白芷仍然撑着重病之身，在为他补衣服，悲酸之感油然而生。他看着那只风筝发愣。他想，他对不起白芷。他又想，他还是能够在很多事业上取得些成就的，以报答他的夫人。

我本来想说：詹牧师更是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但是，我又犹豫了：詹牧师至死都没能取得任何成就，有什么理由这样褒奖他呢？我甚至怀疑，我还应不应该给他写报告文学？虽然风风雨雨之中，不知他给别人传了多少电话，其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伟大的信息，也有一些于祖国和人民非常有益的内容，但够格为文学所报告的人，都必须是自己先不同寻常。记者的胶卷有限，报刊的版面有限，电视台的时间有限，正好堪称为人物者也有限。对了，得是人物。既不可单单是人，又不能仅仅是物，得是人物！这很要紧。分开说，前者会遭漠然之面孔，谁不是人呢？后者则要吃耳光。合在一起说效果就好。“人物”——你这样说谁，凭良心，谁心里也保险不难过。

然而发现一个人物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当你想写报告文学的时候。平摆浮搁着的人物均已被报告完毕，再想报告，就得多搭进些工夫去了。我盘算，要是报告一位准人物（即尚未成为人物的人物苗子），是有远见的，既避趋炎附势之嫌，又可望做一伯乐。还有一层，常言道：落难公子多情，登科状元寡义。倘一村姑，绝不该对着相府的高墙发痴，最好是注视着自家矮檐之下，看有没有一个落汤鸡在那儿一边避雨一边背外语单词。当然，根据需要，村姑可以换算成德貌齐备的现代化姑娘，落汤鸡随之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水暖工或烙大饼的。我绝不是想影射詹夫人，因为詹牧师虽曾做过硕士，但最终毕竟只是传传电话，而水暖工和烙大饼的最后都考上了研究生。倒是詹夫人一直是位小学教师，凭了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始终不渝。我只是说，采访常与谈恋爱相似，多数历史经验教我这个末流记者识趣：还是到猪圈里去寻千里马。如果不知深浅地去采访某位已知人物，则难免横遭一面挂满了问号的脸。你报告了贱姓小名，又通禀了籍贯和属相，对方依旧一脸“你是谁？”的表情。那时你才会约略品出些“名不见经传”之苦呢。我很嘲笑我那位棋友，上来就想写一位著名的什么，真是“此物最相思”，单相思。不通世理到这般水准，也想写报告文学？！我又坚定了写这一篇报告文学的信心。詹牧师就是一名准人物，我至今笃信不疑。这与生死无关，死人也有突然又成了人物的。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屡有发生，未必我就碰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