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登场（第2/6页）

在推举代表过程中，人群中忽然站出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叫李问渠，此前捐了100两，但被大人们退回。此时，她“以手击额，声响砰然，大呼某愿去死”。众人当然不能选她当代表，劝了良久，到会议结束时仍不愿离去。

会后，各种各样的女子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到处开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规模如此巨大、渗透力如此之强的妇女组织。成都主会场的哭场效果，在各地无一例外地被复制：出席重庆女界保路同志协会成立的，有五六百名女子，“惧宗社之将绝，决意誓死力争，共表同情”，哭声震天；在观音阁成立成都外东区女子保路同志会时，“女界同志来者甚形踊跃，有听而呕血者，有愿赴京叩阍者，有年逾七旬之老姥痛哭失声者，有瞽媪顿足求人急欲报名者，有愿捐银百两者”。

女子保路同志会为一场经济利益的争斗战蒙上了爱国主义、女权主义的光芒，被宣传拔高到了妇女解放的高度，报纸文章说：“我国痼习，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凡百事务，抹杀女子，中国女子也将自己定位为生男育女、经记中馈而已，不复措意于学问世故。因是沉沦闺阃，任国破家亡而无可如何。”在这危急存亡之计，女性岂能漠然置之，“外人骂吾国女子为玩物，此辱不可不借此一洗。凡我女界，速醒速醒！大发热念，共救颠危，无俟国破家亡，悔之已晚”！

羞死无志气男儿

在全力开动的宣传机器面前，女子同志会的一切都被神化，甚至过度神化，显示出很多光怪陆离的景象。

四川万县江边洗衣女（摄于1910年）。女子保路同志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妇女组织。

根据报道，同志会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来自川剧演员杨素兰。还在女子同志会筹备期间，这位当地小明星就亲具“志愿书”，“痛民力之困，特将自置田产四十亩捐入该会以资提倡”。同志会内部开会研究后，决定退还杨素兰的捐款，待“日后铁路争定仍归商办时”，再“由杨君自行变价，入铁路股”。显然，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策划，杨素兰分文未花，她的知名度和四十亩土地这种扎眼的新闻要素则为同志会吸引了眼球，做了一回大大的广告。至于一个戏子，为了一个与她实在有些遥远的政治“演出”，是否真能捐出如此大的一笔不动产，这就不重要了。

同志会办报目的只是宣传动员，并非传播新闻，更非探寻真相。于是更多的“非典型性”新闻，不断地出现在同志会的刊物中——

自贡自流镇有两位“性工作者”（娼妓），一名李春林，一名毛黄氏，也要为保路会捐款，一位捐龙洋600元，另一位捐200元。据说同志会起初还不肯接收，“二妓哀求不已，始允暂存，留作将来购股之用”。简报的编辑总结拔高道：“亦青楼中之热心爱国，不可多得者也。”

成都学道街刘墨宝去世，还没下葬，其妻徐氏居然也不顾灵柩，先“携银四十两来公司，愿捐作本会经费”，据说这是其夫君的遗愿，而她家里还有三名幼女需要抚养。同志会再三婉拒后，徐氏“恳收再三，始持银含泪而去”。

乐山牛华溪一个姓倪的10岁女学生，找出自己的压岁钱5元，“泣恳”其师代寄成都以作保路经费。

仪陇县有个叫鲜星一的师爷，曾经在德国领事馆担任文案，“因意见不合，投笔归里”，本有终老林泉之志，此次为保路同志会而复出。其妻张氏正在娘家探亲，闻讯后立即返家，向丈夫表决心说：“倘有不测，先生以身殉国，妾誓以身殉先生。保路同志会即妾死所也，虽有遗腹弗恤也。”只是不知夫妻的闺房决心如何却又传播到报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