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第4/5页）

大多数的川籍京官都同意采用合股的方式，但希望政府能将上海炒股亏损也承担起来。王人文却赞同买断的方式，认为这“或足塞川人之口”。当然，中央政府也有人认为应该全面偿还川路的商股，尤其是那些不当家的言官们，御史孙培元就说：“唯吾国各省铁路，商民办理有年，集资设立公司，股本久已动用，猝闻改归国有，群情难免骇疑。血本所关，必有奔走呼号之事，与其临时而强施禁令，曷若先事而安定民心。宜速筹办法，或全用官本，商股一律给还，或兼集商资，旧股照常给利。”

中央政府讨论回购方式的“歌电”，是要开诚布公地征求四川各界的意见。吊诡的是，王人文接到“歌电”后，却并不公开。此时，他因未能被正式任命四川总督，起了二心，试图挟靠民意进行某种运作。对于隐匿“歌电”一事，他的公开解释是担心此电文会激怒民意，他建议将“现存未用之款七百余万两，留用四川兴办实业，增加生产”。

端方对王人文不公示“歌电”十分不满，于6月7日直接致电川汉铁路宜昌总经理李稷勋，令其向成都总公司索阅“歌电”。“歌电”因此在6月10日才公之于世，错过了宝贵的9天沟通时间。

此时，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央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其具体条款刚刚传到成都，川路高层利用此机会，将保路上升到民族利益的高度，结果弄假成真、骑虎难下。

在与四国银行代表团借款谈判中，中方代表唐绍仪与美国代表团团长司戴德合影（摄于1909年）。

作为内部征求意见之用的“歌电”被当作了卖国的证据，邓孝可在《蜀报》第12期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扎眼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文章高呼：“四川非无人性，非属野蛮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甚至提出：“内抗政府，外联华侨。债票不售，合同自废。即我四省人民，我全国人民一线之机也。我四省父老、子弟、兄弟、伯长、甥舅，盛宣怀已尽置吾等于死地，吾死中求生，惟奋！奋！奋！”这篇充满着悲情的大作，满纸是政治谩骂和诋毁，并毫无根据地指责政府要鲸吞700万两现金，“夺路劫款”，其逻辑是：财经无钱——必须引进外资——全民还债——四川人口多，分摊份额就大。

办事过于干脆的盛宣怀，于6月9日宣布了一个命令：上海、武昌、长沙、宜昌、成都等地电报局，对“煽惑违抗”铁路国有政策的电报不得收发，“如有擅行收发者，查出即将委员领班分别撤惩”。

这大大刺激了川路公司。川路公司干脆宣布不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账员，一切必须等待股东大会之后再说。王人文对电报禁令也大不以为然，认为禁发电报“虽为预防煽乱，而群情异常惶惑”。他提出，对于涉及铁路的电报，只需要“将发电人姓名、住址、根据”等“严行查问注册”，“设有煽乱情事，自有国法以绳其后”，这样才能“弭隐患而安人心”。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和多方博弈，中央政府放弃一刀切的平均接收的方式，而决定根据各省情况因地制宜。这当然导致操作难度大增，原则上“以商股与公捐不同，实用与虚糜又不同，故不得不稍示区别，或还现款，或给保利股票，或给无利股票，分作三项办法，而终不使其资本亏折丝毫”。也就是说，回购股份将采用三种补偿方式：一、现金；二、保利股票，即国家铁路的股票，分红之外每年都另有旱涝保收的利息；三、无利股票，即只能分红、没有固定利息回报的国家铁路的股票。

中央政府在6月17日宣布了铁路国有补偿的方案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