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九一八”沈阳霹雳（第4/8页）

读者疑阎、冯战时，中央请奉军进关，何以东三省无事乎？此时日本，正田中义一受天皇责问，辞职而又身死故也。然日本军人的侵略野心，亦仅延迟两年，而其野心则更大。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沈阳事变以前，中国北伐完成以后，两年之间，最不幸的事有二：其一是民十九（一九三〇）阎、冯之战，其二是共产党在江西之“坐大”。我在所作《膺白家传》曾言：

时统一甫告成功，而内战又起，战事激烈，甚于曩昔，乃于事定之始，作“祈祷和平”一文，同日遍登上海各报为社论，胪举：国力耗于内争；建设因以停顿；同类相残，胜亦不武之义，期朝野之觉悟，事在十九年冬。共产军久踞江西，而日本少壮军人亟于思逞，密请中央注意东三省大吏，匆使逗留关内，生后顾之忧，事在二十年春。

这所谓内战即指阎、冯，“祈祷和平”文见前章。

至于东三省，在中国早似禁地。对外，因条约而有“中东”“南满”两铁路，前者属俄，后者属日，平分势力。罗钧任（文干）先生一次与膺白闲谈，说到东北文化，北满的家庭多挂俄国风景画，南满则挂日本名胜，从小节窥一斑而叹息。对内，则有事奉军入关问鼎，无利退守称孤。其间又往往不免有外交关系，给外人以可进之路、可乘之机。自阎、冯之战，中央获奉军袖手之功，因而致胜，将奉军主帅捧上九天，为蒋总司令以下第一人。我们久居北方，即在北洋军阀时代，一般人对奉军亦视作可怕中之更可怕。新闻记者邵飘萍、林白水，抓到不加审问而枪毙，在北方的人应都知之。即以一般局势看，阎、冯纵有不是，不如东北之对内对外均有极大危险。

阎、冯战后，思为大大的和平运动，在上海有三个人：张公权、李石曾和膺白。石曾先生迭电膺白促下山返沪，张、李二位常常来吾家；具体的计划和文章由膺白写，国际情形之可虑，他们所见相同。在这前一月，由膺白草成对党政军三者改革案，事已记在前章。

二十年（一九三一）的四月，我们还在沪，日人土肥原贤二大佐、田中隆吉中佐，一再托人来说，要见膺白。土肥原是号称中国通的军人，在北方久混。膺白触动起对东北的不安，见了他二人，这是三四年来偶然之事。自佐分利死后，膺白颇悔当时之拒不接见。在山见过今关寿麿（今关后来有挽膺白五古长歌，记其事），重光葵到任，派秘书林出到山，亦见了。然在上海，还是可避均避。见军人最没趣，这次实为时局担忧而见。土肥原的话大略如下：自张作霖死，杨、常被杀，张学良逍遥平津，对日本悬案取不理态度，对日本人取避不见面政策，日本已到无可再忍阶段。又日本曾经战事的军人，此时都已到将官阶级，佐官以下少壮军人，均不知战争之险，而功名心切，急望立功。二者凑合，东三省情势十分严重。

这段话危言耸听，但事实确有可虑，不由人不着息，膺白寄了信传了言。此时政局适小康，关外之事，中央鞭长莫及，不以为燃眉之急。一般人粉饰太平，闻此毫无反应。这土肥原即后来携溥仪出关，制造满洲伪国之人。我们后悔当时不将他的话，更加严重解释而后传达。膺白在廿年九月十九日（沈阳事变之次日）的日记，不免说有几句沉痛的话。这天夜里，他彷徨无主，提着灯笼去看张静江先生，适已赴京，回来转侧不能成寐。

静江、岳军二先生同具名由沪电促膺白下山。伯樵受社会上和新闻界朋友之托，亦电促我们即日返沪。杭州、上海各地关心国难的朋友陆续来山，见面都不胜忧和愤。一向不敢批评政治的人，露骨开口责备。责备有何用处？冲动只有偾事，无补于国。我们先力自镇定，经过两个星期，十月五日始由山返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