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第3/8页)
而且,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哪怕一名囚犯的成功逃脱也被视为所有执勤人员最严重的过失,从担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到集中营指挥官,都有被撤职的危险。在纳粹的逻辑里,这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事件:一个奴隶的逃跑,特别是一个属于“劣等生物价值”种族的奴隶,这似乎带着象征意义的价值,代表着一个必然失败的人的胜利,一个神话的破灭。而且,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客观上的毁灭,因为每个囚犯都目睹了不允许世界了解的罪行。结果,如果一名囚犯在点名时缺席,或者没有答到(这种情况并不非常少见,往往只是因为报数时的小错误,或者一名囚犯因过于疲劳而昏倒),世界末日就来到了。整个集中营进入警戒状态。除了执勤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的巡逻队也会介入,搜察集中营的工地、农场、所属房屋。集中营指挥官任意发布紧急措施。逃亡者的同国籍囚犯、已知的朋友、上下铺的狱友都会经受严刑拷打,然后处死。事实上,由于逃跑计划难以实施,所以逃亡者不可能没有同谋,也不可能没人注意到他的准备工作。与他同营房的囚犯,或者当时在集中营里的所有囚犯,都要求站在操场上清楚地报数,没有时间限制,甚至长达数天,有时下着雨或雪,或者头顶烈日,直到找到逃亡者,无论是死是活。如果他被找到并活捉,那么他不可避免将被当众绞死。但在绞刑前会有一个仪式。每次仪式的内容各异,但都是闻所未闻的残暴,党卫军那富有想象力的残忍肆意横行的时刻。
为了举例说明实施一次逃跑是多么令人绝望,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里,我要向你们讲述玛拉·齐迈特博姆(Mala Zimetbaum)的英勇事迹。事实上,我很愿意这份记忆能够留存下去。好几个人向我讲述了玛拉从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犯营越狱的事迹,其中的细节相互一致。玛拉是一个年轻的波兰犹太姑娘,在比利时被捕,流利地掌握多种语言,所以在比尔克瑙集中营担任翻译和通讯员职务,并因此享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她慷慨而勇敢,在集中营里帮助过许多狱友,广受人们的爱戴。1944年,她决定和一名叫爱德克(Edek)的波兰政治犯一起逃跑。她不仅想重新获得自由,还计划带走比尔克瑙集中营天天发生的大屠杀的有关文件。他们能够买通一名党卫军,设法拿到了两套制服。在伪装的掩护下,他们逃离了集中营,一直逃到了斯洛伐克边境。但在边境上,海关官员截住了他们,怀疑他们是逃兵,并把他们交给了警察。警察立刻认出他们,把他们谴送回比尔克瑙。爱德克被立刻绞死。按照集中营严格的程序,党卫军要宣读他的判断书。但爱德克拒绝等到那个时候,他把头伸进绳圈,蹬开了脚下的凳子。
玛拉也决心迎接她的死亡。在她关在地下室里等待讯问的时候,一名狱友有机会靠近她,问:“你还好吗,玛拉?”她回答:“我总是挺好的。”她设法在身上藏了一枚剃刀刀片。在绞刑架下,她切开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负责绞杀她的党卫军试图从她手里夺下刀片。而玛拉,在集中营所有女犯的眼前,用她沾满鲜血的手打了他一记耳光。被激怒的其他看守立刻跑过来。一个囚犯,一个犹太人,一个女人,居然胆敢蔑视他们!他们践踏她的身躯,直到她失去知觉。她很幸运,在载她驶向焚尸炉的大车上,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并非“无用的暴力”。它有着它的作用:它有效地粉碎了所有敢于逃跑的想法。一般只有新来的囚犯才会想到逃跑,而没有意识到这些经过改良和考验的技术;在老囚犯中极少有人想到逃跑。事实上,由于害怕纳粹对逃跑同谋者的血腥报复(正如之前我所说的),在逃跑的准备阶段,往往就会被“灰色地带”或第三方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