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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第2/8页)

让我们随便说一句:在斯大林的苏联,即使不是法律,其规定也完全不同而更富有戏剧性。被遣送回国的苏联战俘既得不到治疗,也得不到救济。即使他试图逃跑,或重新加入作战部队,他的被俘仍被视为不可救药的污点——他本应该战死,而不是投降。此外,既然他曾落入敌人之手(哪怕只有几个小时),就会自动承担通敌的嫌疑。许多曾被德军俘虏的苏军将士,在转移到占领区之后,设法逃跑并加入游击队,在意大利、法国,甚至苏联国内,积极地反击德军。然而,他们鲁莽地回家之后,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战争时期的日本也非常蔑视投降的士兵,因此被俘的盟军人员遭受了日军极为残忍的对待。他们不仅是敌人,而且因为他们投降,被视为胆小懦弱的敌人。

还有,浪漫主义(基督山伯爵!)和流行文学(别忘了《蝶舞》这本回忆录的巨大成功)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和监禁的必然结果。在电影世界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在遗忘中埋藏的上千部电影里,我们仍能记得《我是一个逃犯》(I Am an Escaped Convict)和《捍卫正义》(Hurricane)。典型的囚犯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体能充沛,意志强大,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在需要中磨炼计谋,迎向各种各样的阻碍,并克服或粉碎它们。

然而,囚禁和逃脱的这种刻板印象与集中营里的情况并没有半点相似之处。从最广义上理解这个词汇(也就是说,除了众所周知的灭绝营,还有战俘营和拘押营),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地上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囚犯。这些囚犯饱受奴役、艰辛劳动、受人歧视、营养不良、衣不遮体、缺医少药,并被切断了与他们祖国的所有联系。他们不是“典型的囚犯”,他们并不正直,恰恰相反,德国人败坏了他们的人格,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但盟军战俘是个例外(美国和英联邦战俘),他们从红十字会接收食品和衣物,有着良好的军事训练和高昂的士气,以及很强的团队精神,并且保留了一个足够团结的内部等级制度,从而免于我之前所说的“灰色地带”。而对于这些例外者,他们能够相互信任。他们还知道,如果他们再次被俘,他们还会受到符合国际条约的对待,所以他们多次尝试逃跑,其中的一些尝试获得了成功。

对于其他人,纳粹世界的贱民(在他们中必然包括吉普赛人和苏联囚犯,无论军人还是平民,在人种上,德国人认为他们并不比犹太人高贵多少),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对他们来说,逃跑是困难并极为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借助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当牛做马,却深知在德国人的眼中,他们的价值连牛马都不如。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衣。他们的木鞋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隐藏地点。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严密监视之下,也在目光敏锐的秘密警察的档案之中,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于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犹太人的遭遇最为特殊(而数量极其庞大),也最为悲惨。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避开巡逻队,在警戒塔上配备机枪的哨兵的监视,专为追踪人的气味而训练的军犬,他们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家。为了保障“良民”的权益,他们的家已经被德国政府没收充公。除了个别例外,他们不再有家人,即使他们还有活着的亲戚,他们也不知道去哪找他,或者怎么给他写信而不会让警察追踪到他的踪迹。戈培尔(Goebbels)和施特莱歇尔的反犹宣传结出了硕果: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仇恨犹太人,歧视他们,把他们视为人民的敌人;除了极少数英雄般的例外者,其他人都出于对盖世太保的畏惧而放弃了向犹太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任何人如果敢于收容犹太人,或者简单地帮助一名犹太人,都要承担遭受恐怖惩罚的风险。整个希特勒统治时期,只有几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幸存下来。仅这个数字就说明了问题。这些犹太人躲藏在修道院、地下室或阁楼上,由勇敢而富有同情心的市民提供帮助,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市民具有足够的智慧,多年都严格地谨慎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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