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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第2/9页)

迄今为止,许多毫无意义的纳粹暴力归属于历史的定论:只要想想发生在阿迪泰岩洞(Ardeatine Caves)、奥雷德(Oradour)、利戴斯(Lidice)、博弗思(Boves)、马扎博托(Marzabotto),以及其他太多的地点,“不成比例的”大屠杀。尽管在本质上,报复已是不人道的。在这些大屠杀中,纳粹已经大大超越了报复行为的极限。但是,还有其他规模较小的、个人的暴力,就像一幅巨大画卷的细节,无法磨灭地铭刻在我们每个幸存者的记忆中。

几乎毫无例外的,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是先想到一列列车,标志着前往未知的远方,这不仅是因为时间顺序的原因,也是因为毫无必要的残忍,便存在于这些出于非常目的,用于押送犯人的(原本无害的)普通货运车厢之中。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我们幸存者之中,没有一个故事或日记不提到这些列车,这些闷罐车厢是由商用货运车厢改造而成,成为流动的监狱,甚至死神的工具。车厢总是挤得满满的,但每个车厢的人数,在不同的情况下,似乎根据粗略的计算——从50人到 120人,取决于旅程的长度以及纳粹系统负责转运的“人体物资”的级别。从意大利起程的列车往往“只”装50到60人(犹太人、政治犯、游击队员、在街上被抓的倒霉蛋、1943年9月8日的崩溃中被俘的军事人员)——纳粹可能考虑到较远的旅程,甚至这些列车沿途可能造成的印象。而在东欧的押运又是另一种极端情况:斯拉夫人,尤其是犹太人,是更廉价的货物,事实上,毫无价值;不管是死在路上,还是死在集中营里,他们终归要死。运送波兰犹太人的车厢,从隔离区到集中营,或者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每个车厢被塞进120人。他们的旅程是短暂的……就算车厢里只有50人,也是极不舒适的;他们可以同时躺下休息,但只能紧紧地挤在一起。如果人数超过100人,哪怕几个小时的旅程也像地狱一样可怕:人们必须轮流蹲站,而在这些人里,往往有老人、孩子、病人、哺乳期妇女、疯子和在旅途中(或因为这旅途)发疯的人。

纳粹的铁路运输程序既死板又灵活。我们不知道这些程序是不是基于某种规定,或者负责人员手中有没有灵活的职权。死板不变的是那伪善的建议(或命令)——尽可能带上你的东西,尤其是金子、珠宝、硬通货、裘皮,在一些特殊情况中(来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载运犹太农民的专列)甚至带上小家畜。“每样东西都会用得着,”押运队员撇着嘴说道,带着同谋的神气。事实上,这是自我掠夺,通过一个简单而狡猾的诡计,让人们自己把东西送到帝国的手中,而且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避免了官僚体系的混乱,不需要专门运输,也不用害怕沿途被盗——相当肯定,在抵达集中营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纳粹篡取。死板不变的还有完全光秃秃的车厢。德国当局,对于可能为期两周的旅程——比如从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Salonika)押运犹太人的专列——名义上不提供任何物品,他们不会费心惊动地方政府或集中营官员以某种方式来提供这些物品,没有食物,没有水,木头地板上没有席子,没有稻草,不提供任何容器用于生理需要。一则告示并没有任何成本:这种体制性的忽略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暴力,蓄意制造痛苦本身就是它的目的。

有些时候,要被遣送的囚犯能从经验中学到些东西:他们已经目睹了之前离开的人们,并从这些人的代价中认识到自己必须尽其所能准备好这些生活中的必需品,并且不违背德国人强加的限制条件。典型的事例是从荷兰威斯特伯克(Westerbork)集中营出发的列车。这是一个容纳上万名犹太囚犯的大型集中营,而柏林希望当地指挥官能够每周发出一列火车,押送大约1000名囚犯。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共发出了93列列车,开往奥斯维辛、索比堡(Sobibor)和其他小型集中营。幸存者大约500人,而他们中没有人乘坐第一列列车。乘坐第一列火车的囚犯们盲目地启程了,他们毫无理由地希望德国当局会在三四天的旅程中满足他们那些最基本的需要。结果,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押运途中遇难,也不知道这样可怕的旅程如何周而复始,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它的可怕。但是,几周后,在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医务室工作的一个眼光敏锐的小职员发现,来往于威斯特伯克和终点集中营的闷罐列车总是相同那几列列车。因此,被送走的囚犯可以通过空车返回的车厢隐藏一些信件,从而传递消息,从那时起,人们至少有可能为乘车离开的囚犯提供一些食物和水,还有一个桶用于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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