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4/15页）

如果是我，如果被迫让我做出判决，我会很高兴地无罪释放所有在最极端的高压环境中，只在最小程度上与纳粹合作的那些人。在我们这些普通囚犯的周围，充满了一些低等级的兼职囚犯，一个别致的生态群落：清洁员、洗壶人、值夜人、床铺整理员（德国人固执地要求床铺必须平整、被褥叠成方形，他们则充分利用了这微不足道的优势）、虱子疥癣检查员、通信员、翻译、助手的助手。一般来说，他们是像我们一样可怜的家伙，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艰苦的劳动，只是为了多获得半升汤，而情愿担负这些以及其他“三级”职能：无害，有时甚至有用，都是整个工作分出的一些零碎杂务。他们很少使用暴力，但他们习惯于发展一种群体性的心态，并积极地防备“上面”或“下面”的人攫取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特权，不管怎么说，必然要增加额外的工作和困难，而得到的实惠不多，也不能让他们免于每人必须面对的痛苦和纪律。而他们对于生命的希望，本质上与那些没有特权的囚犯并没有区别。尽管他们粗鲁并盛气凌人，但并不被囚犯们视为敌人。

对于那些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来说，判断就变得更加多变，难以确定：劳动队长（“卡波”：德语叫做“kapo”，直接来自意大利语中的“capo”，但读音更短，由法国犯人率先使用，几年后，因邦特克沃的同名电影而流行起来，因为它与“capo”的含义不同，而被意大利人乐于使用）、宿舍舍长、办事职员，等等。而在办事职员的圈子里（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想到它的存在），囚犯们担任着形形色色的技能职务，常常是集中营行政职能中最专业的职务，如政治处（实际上是盖世太保的一个部门）、劳动服务部，甚至刑罚室。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技能和运气，接触到各个集中营里最秘密的信息，像奥斯维辛的赫尔曼·朗本（Herman Langbein），布痕瓦尔德的尤金·科根（Eugen Kogan），毛特豪森（Mauthausen）的汉斯·马萨利克（Hans Marsalek，后来书写了该集中营的历史）。我们不知道是应该钦佩他们的勇气，还是他们的机智，通过有意识地研究他们所接触的党卫军军官，了解哪些人可以买通，哪些人可以劝阻，以避免更残酷的压迫，哪些人可以勒索，哪些人可以欺骗，哪些人可以用“大清算”（redde rationem）的前景来恐吓，从而让他们能以许多具体的方式帮助狱友。他们中有一些人，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人，又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鉴于他们既是“抵抗成员”又是秘密的掌握者，所以他们凭借职位所换取的权力与他们所承受的极端危险是相互抵消的。

我们刚刚所描述的兼职囚犯，他们根本不是，或仅仅表面上是纳粹的合作者，实际上却是伪装的对手。但绝大多数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并非如此，在这些专业人员中，既有普通平凡的人，也有邪恶透顶的恶棍。与其说权力让人身心俱疲，不如说权力腐蚀人格。而鉴于这些囚犯手握权力的特殊性，所受到的腐蚀便更加严重。

权力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组织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控制。这些权力或来自篡夺，或被权威所赋予，或由下层人民所抬举，或依靠功勋、集体的团结、鲜血和地位而被指派。作为群体动物，一定程度的人对人的支配可能铭刻在我们代代相传的基因里。没有证据证明权力本质上对集体有害。但是，对于我们谈到的这些兼职囚犯来说，即使只是个小头目，像劳动队长，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无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暴行被强加了一个下限——要是他们管教其他囚犯时被证明不够残忍，那么他们就会被免职或受到惩罚，但没有上限。换句话说，如果他们需要惩罚其他囚犯，有时是因为一些过错，而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动机，他们可以放手实施最狠毒的暴行。在1943年年底之前，一个“卡波”将囚犯殴打致死，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处罚是常见的事情。只是后来，当劳动力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时，德军才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允许“卡波”虐待囚犯，但不能永久性地伤害他们的工作能力。但那个时候，这些不法行为已经形成习惯，而这个规定并不总被“卡波”所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