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4/5页）

首先，历史的过程，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仅仅几十年的岁月，便让历史事件的明暗透视渐渐分明。在二战结束时，人们还没有获得关于纳粹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分布在各个集中营和其他地方。人们不易于理解它们的意义和细节。而仅仅几年后，人们开始明白纳粹的屠杀是一场可怕的“惩诫”。而且，如果将来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事情，那么这场大屠杀将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一场浩劫，被人们铭记。

相对地，岁月流逝也产生了负面的历史效应。大部分证人，控方的和辩方的，都日渐凋零。留下来的证人，那些愿意克服自己的悔恨（或伤痛），仍然同意作证的人们——他们的记忆也趋于模糊和模式化。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记忆被后来接受的信息所影响，如读到的报道，他人的叙述。有些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无中生有的虚假记忆，可时隔多年，这些虚假的记忆已变得可信。同样，今天听到许多德国人说“我不知道”或“我以前不知道”不再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这的确（或本应该）令我们震惊。

而另一种（更严重）的模式化则归咎于我们自身，我们这些幸存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中有些人决心用最草率简单、最无足轻重的方式来实践我们作为幸存者的生活标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利用仪式、庆典、纪念碑和旗帜以示哀悼。适当剂量的浮华辞藻可能对记忆的留存是不可或缺的。强者之墓（the urns of the strong）点燃灵魂去施行崇高的事迹，或至少保留崇高事迹的记忆，不仅存在于福斯克洛的时代，也存在于当今世界。但人们必须警惕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哀悼每个死者，也应该同情和帮助每个幸存者，但并非每个人的事迹都可以作为榜样。集中营内部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等级分明的小天地。在本书中，我会对“灰色地带”进行探讨，也就是说，囚犯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出于良好的意愿，勾结集中营当局——这并非微不足道。事实上，这导致了一种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至关重要的现象。没有一个囚犯能够忘记“灰色地带”，忘记那一刻带来的惊诧——第一个威胁、第一次侮辱、第一记耳光，并非来自党卫军的暴徒，而是来自其他囚犯，来自“同伴”，来自同样穿着条纹囚衣（就像他们，新来的，刚刚穿上的同样的囚衣）的那些神秘的大人物。本书旨在说明集中营现象中一些仍然含糊不清的方面，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尝试回答最紧迫的问题，折磨着我们所有读者的问题——有多少归属于集中营世界的现象已经死去，无法复活，如奴隶制度和决斗法典？又有多少现象已经复活，或即将复活？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从而在这个孕育着种种威胁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种威胁？

我并不想也没有能力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即全面地考察对象。我几乎将自己仅限于纳粹集中营的范畴，因为我只有这方面的直接体验。阅读书籍，倾听他人的叙述，以及与我前两本书的读者讨论，也让我积累了丰富的间接素材。此外，直到撰写本书之际，纵然我们见证过广岛和长崎的恐怖、古拉格惩戒营的羞耻、越南战争的毫无意义和血腥、柬埔寨人的自相残杀、阿根廷的“神秘失踪”（desaparecidos），还有许多残忍而愚蠢的战争，但纳粹集中营体系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无论是在其规模上，还是其性质上。人们从未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目睹过如此出人意料和复杂的现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屠杀如此多的人类，而且将技术智慧、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没人愿意赦免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大陆上实施的屠杀暴行。这场屠杀贯穿整个16世纪，导致了大约6000万印第安人的死亡，但这是他们的自主行为，并非遵循或违背他们政府的指示。而且他们通过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稀释”了他们的罪行。无意中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也帮了他们大忙。归根结底，难道我们不也曾靠一句“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来打发它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