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5页）

随后，党卫军指挥机构和安全部门殚精竭虑以确保消灭所有证人。这正是（难以有其他解释）他们在1945年1月间，草菅人命而丧心病狂地转移集中营囚犯的用意所在——随着囚犯被转移，纳粹集中营的历史也得以篡改：麦达内克（Maidanek）的幸存者到奥斯维辛，奥斯维辛的囚犯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到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的女犯们到什未林（Schwerin）。总之，当德国人在东西两线频频败退之时，他们必须攫走每个迎向解放的囚犯，再一次转移向德国的核心地带。纳粹并不在乎囚犯们可能在转移途中倒毙，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事实上，从作为政治恐怖的核心，到成为死亡工厂，再（或者同时）成为巨大的、不断更新奴工苦力的劳动营，集中营已经对行将灭亡的德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集中营的秘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了解大屠杀真相的犯人们，德语称为“Gebeimnisträger”，组成了仍然植根于集中营的幽灵军团，必须加以处理。已经被拆毁的灭绝营，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不得不向德国内地转移。这些决定，一方面是荒唐地希望减少不断逼近的前线对集中营的威胁，继续把这些“幽灵”困锁在集中营内，进一步压榨他们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是恶毒地希望如《出埃及记》般行军的苦难折磨会减少他们的人数。而事实上，他们的人数的确惊人地减少了，可一些囚犯靠着运气和体力活了下来，成为大屠杀的证人。

鲜为人知（也少有人研究）的事实是，在德国人中，仍有很多人掌握着大屠杀的秘密，尽管多数人了解得不多，但个别人却深谙一切。永远没有人能准确地计算出，在纳粹机构中，有多少人会不了解纳粹所犯下的可怕暴行；有多少人了解一些真相，却装作毫不知情；还有多少人原本可以了解其中的所有真相，却更谨慎地选择闭目塞听（更是缄口不言）。无论如何，即使我们不能假设大多数德国人轻松愉快地接受了大屠杀，但可以肯定的是，隐瞒集中营的事实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又一项重大集体犯罪，并极为显然地证明了希特勒式的恐怖已经使德国人民归于怯懦。这种怯懦，已经成为德国人行为习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让丈夫无法向妻子讲述真相，无法对子女进行教育。没有这份怯懦，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今天的世界和欧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那些成为（或曾经成为）纳粹帮凶而了解可怕真相的人们，无疑有着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不过，既然他们掌握着秘密，即使沉默也无法确保他们的性命无虞。就像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特拉夫尼基”，他们见证了斯坦格尔（Stangl）以及其他刽子手的罪行。但在纳粹镇压了特雷布林卡的囚犯暴动并拆除了这个灭绝营之后，他们却被谴送到了最危险的游击区之一。

许多见证了集中营暴行的“平民”们，作为潜在的见证者，因为有意地忽视和恐惧，同样保持缄默。尤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集中营所构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广泛地渗透到德国的日常生活中，正像人们所说的“集中营世界”（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但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农业合作社、代理商和军工厂借助集中营提供的免费劳力渔利。一些企业无情地压榨囚犯的劳动价值，接受党卫军冷酷（而愚蠢）的原则——一个囚犯和另一个囚犯的价值相等，要是累死了一个囚犯，马上就会有另一个囚犯替换上去。少数企业小心翼翼地尝试减轻囚犯们遭受的折磨。另一些企业（也可能是同一些企业）通过供应集中营而获利——木材、建筑材料、犯人穿的条纹囚服、做汤用的脱水蔬菜，等等。一家德国公司，威斯巴登的托普弗公司（Topf of Wiesbaden）设计、建造、组装和测试了集中营使用的焚尸炉（这家企业在1975年仍在营业，生产民用焚尸炉，仍未考虑过改名的可行性）。很难相信这些企业的员工们从未意识到党卫军指挥机关订购的这些机械设备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重大意义。同样的质疑也适应用于奥斯维辛使用的毒气：氢氰酸。这项产品多年来在船舶养护中一直用于寄生虫的防治。但从1942年起，突然大幅度提高订量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无疑曾引发人们的猜疑，但恐惧、对效益的渴望、我们提到的盲目和装糊涂，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很少）对纳粹的疯狂服从，压制了人们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