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第8/8页）
莱维的许多作品都记录了他的大屠杀记忆，但他并不愿意人们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位“大屠杀作家”。他想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不需要“大屠杀”、“意大利”、“犹太”这类附带词的作家。除了大屠杀记忆之外，他还创作了诗歌、散文、科技小说和一部关于二战中犹太人战士的小说。他虽然珍视自己的私人生活，低调行事，但还是接受过数百次的采访。他的大屠杀证词不只是“作见证”，而且是对人的行为及其道德理由的伦理思考，这是一种对后人富有人文价值的思考，它虽然受到古典人文主义的影响，但却清醒地看到，在遭受极权主义的统治后，人类对自己的价值及其可经受考验的程度，应该有新的认识。
剑桥大学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在莱维那里看到一种基于“平凡美德”（ordinary virtues）的伦理。莱维作品中的平凡美德大多是人的基本存活所需要的：谨慎小心、急智机灵、运用常识和动手能力、见机行事、不死板、善交朋友、长记性。在莱维那里，不以牙还牙不是因为有神的教诲，被人打了一边脸，再把另一边送上去，而是当囚犯就必须要避免吃眼前亏，这才不致小不忍而乱大谋。交朋友也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把友情看成是最高的德性，而是因为遇到事情需要有个帮手。在人类世界经受了地狱之火以后，人对自己的软弱和人性缺陷有了惨痛的认识，变得谦卑而现实，但却能怀着羞耻心，拒绝就此堕落下去。
在莱维的作品中有一种产生于奥斯维辛却适用于后奥斯维辛，产生于极权却适用于后极权的伦理价值。在这个伦理价值中，平凡美德不是要抛弃诸如英雄主义、勇气、力量这样的传统“英雄”美德，而是要赋予它们在极权处境下或后极权时代的特殊含义。这与波比欧（Norberto Bobbio）所说的“弱势美德”颇为相似。与弱势美德相对的是“强势美德”，强势美德常与历史进步和公民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弱势美德则总是伴随着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弱者经历。弱势美德不能使人成为英雄，也无法使人充分高尚，它只是帮助人活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带，而不致完全绝望或彻底堕落。但这不是弱势美德的错，弱势美德本身就是极端环境的产物，它之所以还有价值，是因为今天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令人屈辱的极端环境之中。
2012年10月5日于奥克兰
[1] 括号内的数字为本书出处页码，全文同此。——编注
[2] Primo Levi, Survival in Auschwitz.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93, p. 55.
[3] Ibid. 142.
[4] Elie Wiesel,“Art and Holocaust”.New York Times (11 June, 1989),pp. 1, 38.
[5] Cynthia Ozick,“Primo Levi’s Suicide Note”,in Cynthia Ozick, Metaphor and Memory: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t, 1989, p. 40.
[6] Primo Levi, The Periodic Table.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5, p. 221.
[7] Robert S. Gordon, Primo Levi’s Ordinary Virtue: From Testimony to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 Quoted by Stanislao G. Pugliese,“Trauma/Transgression/Testimony”,in Stanislao G. Pugliese, ed.,The Legacy of Primo Lev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