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第4/11页)
由于依靠顺德县,1859年初“大臣们”决定将总部迁往该处。[44]虽然北部各县也是抗英的,他们却没有供给广东团练总局在当地的各种需求。南海县尤其是这样。那里,“九十六村”与旧的升平社学一致,从1841年起就有自负的团练。在每次危机中,他们从来都拒绝向任何团练总局提供人员或资金,现在仍然如此。他们战斗得勇敢、凶猛,甚至也使自己的行动与“大臣们”发出的指示相协调,但他们完全受自己设在石井的总部所控制。他们的总部以梁起鹏为首,他只有低级功名,是有名的梁姓族人。[45]如果说他们还承认任何合法的政治机构,那就是臬司在佛山的影子政府所建立的团练组织。
罗惇衍很快就使佛山的忠义者归顺了团练总局。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政府仍旧保留着它的防御总部:丝墟联防局——其总部设在佛山,并在南海、番禺的每一个丝市上都设有招募处[46]。1859年,联防局的各机构最终并入了广东团练总局。
红巾叛乱时期的政治崩溃使得建立广东团练总局成为可能。但是,权力分散化又使得罗、龙、苏不能创立一个真正的地方组织。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大臣们”似乎形成了省里的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但是,即使是朝廷的谕旨、驱赶外国人的集体行动,也不能消释20年积累起来的地方主义。
十八
抵抗运动
虽附省之郡邑团练尚属整齐,而自四年间股匪滋扰以后,民力迥非昔比,集众易,而不能令义愤之人襄粮以从。兵端开,而更虞致不逞之徒乘间而发。
穆克德讷和柏贵奏[47]
1858年上半年,乡村的团练使广州城为之恐慌。警察、士兵,只要在城门附近走动就会被抓走。对所有外国人的人头都悬了赏格。设置了陷阱。每晚都有建筑物被火箭或纵火者烧毁。有钱人都逃出了城。郊区荒无人烟,为抢劫集团提供了隐蔽所。[48]住在广州或是香港的外国人发现,很难买到粮食,也很难雇到帮工的人。地方官们已命令小店主离开广州,两万名劳工离开香港回家[49]。
巴夏礼徒劳地企图利用柏贵来安抚乡绅和忠于朝廷的官员。巡抚同意了,他写信给佛山的影子政府,请求他们停止无用的反抗。[50]但他的调停毫无用处。“大臣们”拥有的朝廷谕旨,似乎抵消了柏贵的权力。[51]此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柏贵只是巴夏礼的傀儡,甚至咸丰帝也感到“柏贵禁止义兵之语,可见受其挟制”,皇帝要求“该督(黄宗汉)到粤后,仍当借绅民之力”[52]。柏贵认识到,三大臣一定会继续以省的名义说话,直到拥有更大权力的黄宗汉来代替他们。[53]但是,他仍然企图让北京知道,罗惇衍所描绘的关于一个强大的团练运动的乐观景象,是歪曲了事实的。百姓实际上很穷,全省各地盗匪活动再次兴起,大多数广州人根本不关心占领问题。[54]
柏贵在皇帝心中引起的疑虑,由于收到正在前往南方途中的黄宗汉的报告而加重。[55]新总督试图在江西、江南、福建招集援军,但没有一个省可以向南方分出兵力。广东团练总局似乎是收复广州的唯一希望。[56]但是,已有迹象表明,群众的热情并不像罗、龙、苏说的那样高涨:“各乡团练并无剿夷之心。”[57]
难道不能再信任罗惇衍了吗?根据他向皇帝的报告,全省都已准备好把夷人赶下海。枪炮已装好火药,兵勇已训练,给养已准备,间谍及恐怖分子已秘密进城,只等皇上一声令下,就可武力攻城。[58]
皇帝犹豫了。很显然,只有等黄宗汉到达广州,送回一份没有偏见的、可靠的报告以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59]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据当时正在白河进行的中国同额尔金和葛罗[60]的外交交涉情况来做决定。如果能够利用俄、美说服英、法,就没有必要进攻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仍可用广州人向联军进行拦腰一击。这与天津谈判的情况是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咸丰帝命令“该侍郎等惟当密筹防备,候旨遵行”[61]。到1858年5月9日,即额尔金和葛罗强行通过大沽炮台的前一天,皇帝对俄国或者美国的调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罗的团练也许不像广东团练总局所假装的那样热情高涨,但他们至少是存在的。[62]黄宗汉到达广州之后,必须立即筹划控制团练运动,并警告英法联军,如果他们在(阴历)四月份之内不撤出城去,将以武力强迫他们撤出。[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