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第3/11页)
这些人士中的第一人就是龙元僖,顺德团练总局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龙的同学、同乡罗惇衍。罗与龙一样,出身于大良世家。他的父亲罗家正,1813年中举,是著名的越秀书院山长。由于在入城危机时所起的作用,升为五品,并领导了重修顺德历史的修志局。当他的儿子惇衍出生时“满室红光”,预示了这个孩子将来光辉显赫的一生:翰林院编修,四川、安徽两省学政,侍读学士,通政副使,然后是通政使。咸丰皇帝即位,罗在财政、政治上的保守观点与皇帝的看法相吻合,他青云直上了。那一年,他呈上了一篇著名的奏折,提出了传统的道德观正在被官吏的腐败和乱政所破坏的警告。皇帝同意他的看法。次年,罗惇衍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然后是左副都御史。1853年下半年时,他是刑部侍郎,也是地方团练的著名支持者。[33]
苏廷魁,三位领袖中的第三位,与罗一样,是道德主义者。但与罗不同,他性情急躁,多次卷入了政策争论。他也是广东人,是龙、罗的同年。1835年入翰林院,与罗、龙共事。鸦片战争结束时,他激烈批评温和派的“抚夷”政策。1843年,他大胆地指责穆彰阿失职,在咸丰皇帝继位后,他弹劾赛尚阿破坏旧制。1854年,他丁忧在籍,红巾军起,他反对借外兵。与罗、龙一样,苏也是地方团练的热心鼓吹者。朝廷决定支持团练活动后,苏返回广东主持地方防务。1854—1855年期间,他与大良总局密切合作,在向江西派遗勇营以对抗太平军方面,几乎是个专家。[34]所以,在反英抵抗运动之前四年,三位领袖中的两位就已经发展起一套地方防卫的协作体系。
三人中品级最高的罗,在联军进城时,刚好三年服丧期满。他与龙、苏二人联名上疏皇上,请求准予协调团练活动以抵抗英国人。1858年2月8日,皇帝密谕批准。[35]他们一接到命令,立即在广州城以北25英里的花县开设了广东团练总局。他们受命“督办夷务”,刊刻了“钦差办理广东夷务关防”[36]。
广东团练总局把它的势力从县发展到广州城南:从东莞、新安得到兵源,从顺德得到财源。[37]东莞以它勇猛的战士、卓越的射手闻名,一直是招募兵勇的传统地区。不如东莞出名的新安,在1856年由于苏廷魁的命令也成立了团练。当地最有势力的族长陈桂籍是苏的一个学生的兄弟。陈本人是进士,曾在北京户部任职;红巾叛乱期间,他反回广东照料家产。[38]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苏廷魁要求陈氏兄弟建立团练并组织对英国的抵制,因为新安是向香港提供农产品和劳力的主要基地。[39]苏是他们与叶名琛的衙门之间的联系人。但是总督发现,这个由广州的团练总局每年资助24000两白银的团练,实际上是一个宗族的工具,陈家利用它来解决与新安沿海各村的旧矛盾。当梧州发生骚乱时,陈氏兄弟说服柏贵,说只要他们有更多的钱,就能够组织三千多兵勇阻挡叛军,但被叶名琛驳回了。自然,陈氏兄弟收回了他们的建议,但他们仍保持着对县里团练的控制。当苏廷魁1858年被任命为“钦差”时,他们立即把全部人马交给了广东团练总局。[40]
基金和给养都由顺德的团练总局提供。花县的总局一建立,龙元僖就把大良公局的一些工作交给绅士委员会中一些可靠的人去处理。[41]龙元僖的族人龙葆成,负责管理一个筹集资金、担任联络的特别机构,称为“新青坛文社”,向广东团练总局输送了大量的借款、沙田租、厘金和捐款。[42]这笔钱交给总局的粮饷委员、来自顺德的前知县何大璋,由他去购买船只、武器,雇用兵勇。[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