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6/26页）

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迨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52]

但是，很难使人相信这种民族优越感代表了某种形式的“早期民族主义”。甚至在海外，秘密社团也分成敌对的方言集团，这就纵向地破坏了华人社会，并阻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他们在推翻满清后很长时间内还毫无意义地保持明朝的礼仪，说明民族优越主义和复兴主义是适应于另外的目标的。[53]

首先，赶走满族人可以使他们为自己人种的纯洁而骄傲、自尊。其次，复兴主义与“合理的永恒的土著保护主义”是一致的，它使人回顾旧日的好时光，那时官吏公正，粮食充裕，社会良好。[54]第三，使社会对本地上层阶级的愤恨转向了满族人。第四，在真正叛乱的年代里，复兴主义使三合会的首领们自称不同于一般的土匪，它赋予他们某种政治色彩。因为在华南，存在着三种水平的“叛乱”：盗、贼、真正的造反者。[55]

“盗”，特指乡村中集为小股随意抢掠的一伙，其人员是变动的。一个农民也许参加一次抢掠，下次就不参加了。偶然也为了一次临时抢掠而形成较大的联盟。干这种事的很少能认定是秘密社会的成员，因为在土匪与危险的、反叛的会匪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说在理论上他们有任何共同点，那就是这些都是处在社会压迫之下的力量。[56]

“贼”有长久的相互关系，他们住在村外的山林地区，很少同农民合作。事实上，各村经常不得不筹集保护费，以防“贼”进寨。“贼”总是生活在长期的社会动乱状态中。他们收取过路钱，绑架行人，索要收割税，有时甚至袭击小的行政中心。广东的许多贼帮都是来自鸦片战争时期的非正规的乡勇。当时的一位中国学者写道，“义勇聚则仰食于练饷，散则结党窜踞山谷间，肆其劫掠侵夺，至于拒捕戕官，绅民家受其害，……大府亦养痈无及始以上闻。”[57]同西西里的黑手党一样，中国的“贼”也依赖于秘密社会的纽带而聚集起来。与黑手党不同的是，他们的首领不是农村地主。只有在潮州附近地区，那里的名人很少做官或是做械斗宗族的首领，所以秘密社团才能以首领的显赫豪富而自夸。在较富饶、人口较稠密的广州三角洲地区，农民则一贯反对“贼”[58]。

最后是造反的秘密社团。当地方经济状况渐渐令人难以忍受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本分农民被迫靠偷窃为生，“盗”、“贼”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隐晦的传说暗示着朝廷的气数已尽。打着明朝旗号的某一贼伙会联合许多伙匪帮，而且公开在当地的农民中招兵。官府、公道都不行了。“天道”就要出现。政治上的改变，而不是结伙抢掠致富，成为明确的目标。[59]

这种政治倾向，使中国的秘密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教派有所不同。在欧洲，教会是普遍的。各教派追求直接的个人的关系，否认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从“人间”（City of Man）逃脱出来。[60]他们不是取而代之者，而是逃避者或被弃者。秘密社会则与此相反，他们并不否认一种普遍世界的观点，并不拒绝与他们生存于其中的较大的社会和谐共处。确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曾有过“纯正”的派别，他们的追随者代表了思想上的或社会的一端，如唐代的素食者，或12世纪某种白莲教的教徒。但是通常，不论最初的教义多么奇怪，它的要求很快就会变成世俗的、政治的。2世纪后期的五斗米道首领张陵，只是开创了道教中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