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16/26页）

新造的叛匪迫使英国人思考他们在这场内战中应当扮演的角色问题。1854年7月叛乱刚刚爆发时，罗伯逊领事写信给英国公使包令爵士说：“我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绝对中立的政策，呆在商馆内，等待未见分晓的结局，不同任何一方接触。”[129]公使本人不很清楚该如何看待这件事。一方面，英国的商业利益实际上倾向于广州城的秩序势力。但另一方面，包令看到傲慢的中国当局处于这样严重的困难中，又不禁有些高兴。同时，作为英国功利主义者詹姆斯·米勒的密友，他倾向于把叛军视为真正的反抗者，是为着争取自由人的权利而造反的。陈显良在10月1日恭敬地邀请英国公使访问造反者在黄埔的营地，引起了这样的观感。[130]但是，邀请书在以后许多个星期才到包令手中，那时，叛军的战船同英国商船已有过多次冲突，英国人已失去了对陈和叛军的一切天然的同情。红巾军确信英国商人私下向广州当局出售武器，于是陈在2月10日愤怒地谴责偷运火药进城的外国人，并专横地命令所有夷人立即离开广州[131]。包令为通牒所激怒（“我认为这是一件真正无礼的事”），开始对造反者失去耐心。[132]此外，由于陈已无处抢掠，没有商人可供绑票，他唯一维持供给的办法就是在封锁的名义下抢掠沿河的商船。在2月下旬，几乎每天都有英国或美国船只遭到登船抢掠。造反者变成了海盗。这时，包令认定新造的“造反者”只不过是一群盗贼。“使他们获得些微敬意和信任的微小的爱国和造反的因素，都淹没在使富足的广州城遭受一群无赖抢劫这一大目标之中。”[133]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将积极支持省当局呢？

1854年12月初，黄埔的叛军船队把帝国船队从澳门通道赶了出去，并开始向广州城开火，从那时起，叶名琛一直在寻求英国人的帮助。英国的商业界对船只事件十分愤怒，11月以来一直设法消灭新造的叛军。一个名叫屈林克的美国人聚集了一伙外国人，打算夺回新造；事成后，总督应给25000元现金奖赏。但是，在出发前，罗伯逊劝阻了屈林克，因为他怕叛军会报复。虽然“屈林克征伐队”没有起作用，但它却代表了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新现象：包括商人、绅士在内的秩序势力，正把英国人视为天然盟友，而不是种族敌人。早在1853年5月，浩官（伍崇曜）曾请求当时在领事馆做译员的巴夏礼想办法使英国人干涉，反对太平造反者。[134]现在，在12月2日叛军船队发起进攻后，广州驻军指挥官沈棣辉亲自劝说叶，利用保证商去请求英国人的海军支援。[135]包令对这一非正式的接触的答复是：英国将严守中立。只有在叛军获胜时，英国才会介入以防止大屠杀。但是他又说，如果叶名琛确实希望英国的帮助，他应当亲自提出请求。[136]最后这一点十分恶毒。因为12月7日，当叶终于忍气吞声绝望地要求英国进行海军干涉时，包令欣喜地回答说，他的国家的政策是不介入另一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137]

当拥有200条战船的叛军舰队任意地在佛山与黄埔间来回行驶时，看起来广州城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是无力自卫的。为保卫水滨地带而从潮州调来的强悍的雇佣兵，不受管束，四处抢掠，只是更增加了混乱。英国领事罗伯逊确信，广州城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攻击。[138]但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造反者什么也没有做。罗伯逊只看到叛军在河上的优势。当船队随心所欲地轰击广州时，新造周围地区的乡绅在声望卓著的吴姓宗族领导下，组织了“公所”和“约”，结果派出了35000名乡兵抵抗陈显良的叛军。红巾军虽然控制了河流，却失去了陆上基地。1855年3月7日，在帝国船队尽可能提供的援助下，黄埔的乡勇彻底摧毁了新造的司令部，把红巾军打得四处逃散。[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