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15/26页）

许多团练局是由那些领导了19世纪40年代反英运动的人掌管的。[122]而这一次，防卫的方法有所不同。大面积的乡村需要平定，而不是被保护。这不是一个像保甲制度那样的静态控制问题，而是在某一特定地区赶走叛军的问题。平定的方法逐渐有所发展。20个或更多的村子组成一个“围”。然后在这一地区清除所有的不安定因素：武装土匪、秘密社会成员或者那些被族长们认为是惹麻烦的人。一旦建立了这样一个安全区，它就与另一个“围”联合起来。这是通过“约”来安排的。“约”区能够集中队伍较大的武装团练，在“围”之间的地区就可以被肃清。与此同时，“约”还采取如控制食品价格、分发救济粮、分配族田的收入等措施，以确保不再发生混乱现象。这种作法对日后地方主义的发展极为重要。所有这些事情，都由作为团练局的辅助机构“公局”办理，使得政治、审判、财政等大权，落入重要乡绅的手中。

1854年秋冬季节，秩序的势力缓慢地、逐渐地恢复了对乡村的控制。9月，增城被收复。10月，团练重新占领了香山、新会县城，并且荡平了甘先司令部所在的牛栏岗旧升平公所。次月，收复龙门县，并摧毁了佛岭市红巾军的中心。12月，花县重新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新宁与新会的叛军被打散。到1855年1月，三元里周围的地区也已肃清。

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广州城，乡村的平定几乎没有引起注意。1854年9月7日校阅场胜利之后，当局关心的主要有三件事：城北地区、佛山的叛军以及在黄埔附近新造的日渐活跃的三合会帮。

9月，北门围城的部队后撤了六英里，但仍在城外，威胁着城市。10月，发现衙门里的一些杂役雇员密谋放秘密社团的弟兄们进城，叶名琛决定，这个威胁必须铲除。旗军若能肃清城北的叛军，将得到3万块钱。在11月3日、4日两天的一系列战斗中，守城部队从命击退了造反者。许多个月来，北城门第一次开放。[123]

现在，当局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佛山了。11月10日，官军从船上登岸，会合一大股大沥团练向佛山进发。这次进攻没有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决定再试一次。这一次，红巾军从上次官军的进攻中吸取了经验。当旗军从船上登岸开始向城市进发时，一些红巾军悄悄跟在后面，迅速缴获了3艘快速帆船、7艘护卫船、16艘战船。然后，他们把战船上大炮的炮口转向在他们与佛山镇之间的人。交叉火力的硝烟散去后，1500名官军失踪或死亡。[124]

对佛山的进攻是一场惨败。放弃进攻之时正当广州城的南方又受到了来自新造的红巾军船队的威胁。这支造反者的部队是一批城市居民，一些流氓无产者，包括小店伙计、水手、苦力和曾为行商工作的经纪人。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与盗匪一起干，主要是美国与荷兰的水手。他们受雇于红巾军，帮他们制造军火、子弹。为了保持这一团体的特征，使用的各种头衔不是采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社团的首领们被称为“领事”[125]。

推举出来的首领名叫陈显良。他曾接管地区长官助手的衙门。在那里，作为“广东省爱国志愿军总司令”，他的公开目标是“消灭压榨百姓的官吏和他们的狗腿子，重建旧日的大明统治”[126]。陈曾是河南的一个小店主。甘先造反时，他加入了佛岭市的红巾军，然后又到黄埔，同一些来自顺德的红巾军联合。[127]他的队伍依靠向行驶于广州与黄埔之间的商船征收过路钱并攫取占领区内农民的粮食以维持所需费用。虽然陈主张恢复明朝，但他唯一的、一贯的目标却是占领、抢掠广州。[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