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第3/8页）

在敌机的轰炸下，北大文研所很快结束了这段在城里的日子，迁到史语所所在的龙泉镇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傅斯年既是史语所所长，又兼北大文研所所长，有时两头受累顾此失彼。他在1940年8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诉：“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汤用彤）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罗常培）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郑天挺）、公超（叶公超）、膺中（罗庸）皆热心，只有从吾（姚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出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5对此，傅斯年也有顾虑，几次想推掉北大文研所的事。因昆明再遭轰炸，史语所拟迁四川南溪县李庄。他也就想借坡下驴。9月7日郑天挺致信傅斯年：“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所所址，非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而兄皆似不甚以为然。但细思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养成一般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韧始，岂不大糟！”6文科研究生治学主要靠图书资料。而战时中国唯有史语所拥有最完善的图书。

卢沟桥战事一开，北大仓皇南迁，图书资料全都陷在沦陷区，南开的校园整个被日军夷为平地，清华的图书只抢运出一部分，后在重庆又遭轰炸。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办临时大学开学，中外文图书仅有六千册。1938年年初到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也只有四万八千册。傅斯年未雨绸缪，战事未爆发前，史语所就将珍贵的中西文图书杂志昼夜挑选，装为六十箱运赴南昌。至8月间，所有图书完全装妥为321箱，分三批运至长沙。1937年年底，存藏南昌和运至长沙的220箱精品书转运重庆，后又转昆明。“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王船山语）在傅斯年看来，抢救图书文物不仅是做学问的需要，也是一次保存历史文化的“衣冠南渡”。郑天挺是比傅斯年低一届的北大国学门研究生，他知道傅斯年的性格，劝解不如激将。再说，他也不会无视那些嗷嗷待哺的雏鹰。

20世纪40年代龙泉镇的响应寺。

于是，史语所迁川，因导师归属不同，刚恢复一年的北大文研所分置昆明和四川两地。首届研究生阴法鲁、王明、汪籛与阎文儒留在昆明，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等随同史语所前往四川；第二届招收二十名研究生刚发录取通知，魏明经、李埏、程溯洛、王永兴、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董庶、高华年等前往昆明求学，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胡庆钧诸生则直接到李庄板栗坳完成学业。

那时陆上交通困难，主要借助河道舟楫之利。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叙府（今宜宾市）下南溪县两地皆二十五公里。李庄也是“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傅斯年曾感叹：“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1940年年底，小小的李庄镇，除了勉强塞进先期到达的同济大学、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中研院社会所和史语所都只能安置在乡下。史语所选在距离李庄镇七八里地的板栗坳。当地还有几位老人至今记得，栗峰书院的一户农舍门前曾挂过“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那是一块柏木牌匾，字是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出自董作宾之手。何兹全曾详述史语所的分布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