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刚至柔 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第3/9页）

我们初到昆明时，友人送给仁轨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真午睡方酣，那只狗走近床边，用舌轻舐他的手，他被惊醒，便伸手猛打，没有打中，他怒气冲天地拾起拖鞋再打，狗已远去，他却把自己的眼镜从几上打落到地上，镜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戏言，虐待动物是一罪，要遭监禁的，不料他竟“恼羞成怒”，整整三日，不与我交一言。这场冷战，延续了三天之后，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向我说：“我无条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我很欣赏他不时流露出天真的稚气。6

1938年10月，史语所同人在昆明龙头村，左二为傅斯年，右四为俞大綵。

1940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文化巷住宅被毁，有师生被炸死。同济大学打算迁往四川。傅斯年再度兼任中研院总干事，开始作搬迁的准备。年底，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每个参与搬迁押运的职员，都有不同的遇险经历，傅斯年则要应对突发其来的所有难题。如潘悫汇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泸州）蓝田坝检查哨屡次无理取闹，故意为难。”傅斯年即致函川滇公路管理处：“请电令川滇公路所属沿路关卡，对于本所迁川租用之卡车家车一体放行，勿予稽留”……

坐镇重庆，遥控指挥的傅斯年如同在下多副盲棋：一年前，西南联大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兼所长，除了授课，还指导研究生；他往返昆明重庆两地，处理中研院院务；史语所初到李庄，诸如打通关节，租赁房屋，筹措钱粮，稳定人心等，事事操心。

转眼就是1941年的春瘟时节。3月，傅斯年被送进重庆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这次生病，是几年来心力交瘁以致积劳成疾。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谈道：“去年初冬，敝所奉命自昆明迁川南，其时甚为忙碌，又以兼任敝院总干事长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天内，一连开会五次，长者如参政会之十日，短者不过一日，但属于敝院者，须弟事先准备，又以有各种不如意事，时有暴怒。”7住院四个月后，傅斯年回到歌乐山上的家里养病。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诉：“出中央医院时，血压是低了。以后高高下下几个月，我在歌乐山养病，以离中央医院近也。出院时为7月7日，直到9月中，才可以说能走点路。一夏大轰炸，只是听着他在头上过，任之而已。”8那是一段穷愁的日子，俞大綵写道：

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9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这年10月，傅斯年的母亲不幸去世。母亲逃难重庆，他无暇顾及，只好安排弟弟傅斯岩照顾母亲的生活，自己负担费用。朱仲辉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