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刚至柔 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第2/9页）

3《旧唐书》中的刘仁轨出身寒微，“恭谨好学”，历仕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皇后四世，古稀之年建功立业，白江口海战，大败倭国水军，“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此战之后，倭军九百多年再未踏步朝鲜半岛。借古喻今，也是祈愿国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论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为建立满洲国制造理论依据。傅斯年闻讯，立即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方谬论。该书第一卷于1932年10月在北平出版，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大家就范。与会的傅斯年拍案而起，当即表示誓死不屈。——傅斯年的家国情怀，也寄托在儿子小仁轨身上。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不久，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去世，代理院长朱家骅赴任浙江省省主席。于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受命代理中研院总干事。他让俞大綵携两岁幼子，去江西庐山牯岭投奔岳父。又转托史语所一位职员，护送母亲前往安徽暂居。留守金陵的傅斯年开始忙碌于组织搬迁，转运文物图书等万千头绪。曾侍奉傅斯年母亲一路逃难的朱仲辉写道：

当南京空袭日频之下，傅先生忙于公务无法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遂托专人护送老太太至安徽歙县暂住。南京沦陷后，才辗转由陆路逃至汉口，历时廿余日，备极劳累，沿途辛苦，老太太每谈及，必感谢护送人之殷勤劳苦。斯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以上，虽长途劳累，终能平安健康地住在了长沙。傅先生每言老母逃难之事心实不安，说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对祖先。4

撤到长沙，史语所寄驻在城东的圣经学校和韭菜园子。1937年11月24日，日机首次轰炸长沙，凄凉的废墟和燃烧的烟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继续逃离。此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语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也随之同迁。

1937年12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

1938年春，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傅斯年致函代理所务的李济：“同仁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理当‘入门而閟禁’。同仁迁移安适，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长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为宜，临大（联大）如建筑，似可入一股……”5秋天，傅斯年携妻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同住靛花巷宿舍。傅家住一楼，陈家住三楼。他们既是留学欧美的同窗，又是姻亲（俞大綵是陈寅恪的表妹）。为躲避敌机轰炸，人们在楼下空地挖有防空洞。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往楼下跑，傅斯年却拖着肥胖之躯往楼上冲。他担心陈寅恪视力微弱，行动不便，每次总是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陈寅恪曾苦中寻乐地撰写过一副对联：“见机而为；入土为安。”

1938年9月28日，昆明再遭轰炸，死伤无数。城里的文教单位又开始迁往郊外。史语所搬迁龙泉镇，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博院设竹园村，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人们渴望片刻安宁，开始了安居工程。傅斯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租了块种竹笋的地，盖了五间房。落成后，一家三口喜迁新居。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他要年仅四岁的儿子记住逃难的经历。他在图上题记，“小宝的一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那时的傅斯年，也许幻想这个家庭不会再分离。回忆那段日子，俞大綵也溢满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