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寂寞余花（第3/10页）

“刚才我说过，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一个人做出来的看，而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看。这个标准，也许不理想，可是它很客观。你口口声声要问一个人本来的心迹，你悬格太高了。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他的心迹又多么复杂，人的心迹，不是那么单纯的，也不是非善即恶的。事实上，它是善恶混合的、善恶共处的，有好的、有坏的、有明的、有暗的、有高的、有低的、有为人的、有为我的。而这些好坏明暗高低人我的对立，在一个人心迹里，也不一定是对立状态，而是混成一团状态，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心迹既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标准，你怎么能用这种标准来评定他存心善，还是存心不善不恶，还是存心恶，还是有心为善呢？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以做出来的做标准，来知人论世、来以实践检验真理。我的标准也许比较宽，宽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类——就是存心不善不恶、有心为善甚至是存心恶的三类都包括进去了，只要这四类都有善行表现出来，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好意的恶意的，只要有善行，一律加以肯定。所以我才说，唐太宗肯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

“法师真是佛心，喜欢与人为善，到了这样从宽录取的程度。”

“宽是宽了一点，但也不是不讲究分寸。像我说唐太宗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并不是做善行，这就是分寸。”

“照法师这么说来，盖了这么个大庙都不算是善行，只算是善因，那么怎么才算是善行？”

“这要看对谁来说。如果某甲有一两黄金，他出九钱盖庙，哪怕只能盖一砖一瓦，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万两黄金，他出一千两盖了整个的庙，他的善行，就比起来像善因，很难算是善行。”

“所以唐太宗不算？”

“唐太宗身为皇帝，当然不止是十万两的某乙，他盖悯忠寺，不能算是善行。何况，他有权力根本就不使盖悯忠寺的理由发生，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丽？不打高丽，就不会死人，就无忠可悯，所以，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丽，那才算是他的善行。”

“照法师这个因人而异的标准，我发现法师悬的格，简直比我还高。唐朝当时受到四边民族的压力，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如今你法师竟用的是人类和平的标准、不杀不伐的佛教标准，来要求一个十九岁起兵、二十四岁灭群雄、二十九岁就君临天下的大人物，法师未免太苛求了。”

“你说的不无道理，我悬格太高了。可是，大人物犯的错，都是大错，唐太宗若不是大人物，我也不会这么苛求了。因为，从历史上看，当时高丽并没有威胁到唐朝，高丽虽然欺负它南边的新罗，但对唐朝，还受唐朝的封、还对唐朝入贡，唐太宗打它没成功，盖悯忠寺回来，第二年高丽还遣使来谢罪、还送了唐太宗两个高丽美人。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你说的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有打他的威胁性，至少对高丽来说，是担心得太过分。我认为唐太宗打高丽，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天可汗’思想作祟，要君临天下，当然也就谈不到爱和平了。我承认，要求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别人的路线，那反倒不近人情了。”

“这么说来，法师还是肯定唐太宗了？”

“当然肯定，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而不以人废善。至于想去行善、说去行善，那只是一念之善，并没有行，那是不算的。善和行善是两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

“法师这样注意行、注意做、注意以实践检验真理，这种思想，跟孟子以至王阳明的，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