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第3/14页）

高居翰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布拉格堡。在日本担任军事翻译时，他对亚洲艺术产生了痴迷。在伯克利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研修东方语言后，他赢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日本学习。后来，他到弗利尔博物馆工作。1960年，高居翰编写了里程碑式的中国书画卷，由意大利“斯基拉”（Skira）出版社出版。在哈佛大学，他开办了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系列讲座（题目是《引人注目的形象：17世纪中国绘画的性质与风格》）。2010年，为奖励高居翰的一生奉献，史密森尼学会向其颁布了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

2014年，高居翰去世，享年84岁。幸运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便是卧床不起，他仍然完成了自己的系列讲座。高居翰解释道，此举旨在“把我心中储藏的大量信息、图像和想法，转化成一种可以被保存的沟通形式。其他在世的任何人，都无法复制那些东西”。而且，高居翰遗留下的讲座，可以通过数据目录一键进入，令人难忘。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许多人可轻而易举大量接触此类信息的情形。此类例子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何慕文在视频网站YouTube发布的如何理解中国卷轴画的视频讲座；2012年，弗里克美术馆举办的“龙与菊花：中国、日本艺术收藏”研讨会；2011年，学者、古董商詹姆斯·拉莱的讲座《中国瓷器大收藏家：美国人摩根与弗利尔》；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何伟亚的《遗址的来世》（一个有关圆明园遭受毁灭的讲座），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也有相同主题慷慨激昂的剧作《圆明园之死》，等等。

然而，对收藏家而言，除了对其藏品有更多了解带来的心满意足，也有许多物质收益。好的艺术品，越发成为一种高雅投资。如果将其捐赠给博物馆，还有可能享受到免税优惠待遇。尽管如此，提及审美，中国艺术市场仍显得模棱两可，隐患重重。下面，我们将把话题转向中国艺术市场。

奥德丽·王（Audrey Wang）写过《中国文物：艺术市场导论》（2012年出版）一书，对商业迷宫般的中国艺术市场进行了极好的概述。她是一位艺术顾问，长期居住新加坡，曾在香港从事过八年的艺术品拍卖工作。据王女士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成为中国艺术收藏的全盛期。那时，“大量中国文物，宫廷、民间以及考古文物，潮水般地涌入艺术市场”。从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毛泽东取得胜利，再到他1976年逝世（当时，拥有、继承和交换文物均属非法），中国的艺术市场一蹶不振。在那几十年里，伦敦和纽约统治了国际艺术市场。

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崛起，上述所有情况都开始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陶瓷、艺术品，开始现身香港荷里活道的时髦古董店。那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带领下，“宫廷”标签很快变成了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法宝。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本土拍卖企业在北京、上海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中国大陆的艺术市场焕然一新，茁壮成长。其中包括中国嘉德（目前中国大陆最广受尊敬的拍卖公司）、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如今已成为一家有全球影响力的拍卖企业）。跑道已经准备就绪，中国在新世纪就要腾飞。王女士总结道：“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文物商店或拍卖行的买家，主要是外国人或来自香港的古董商、收藏家。2000年标志着中国收藏家、博物馆真正开始征购艺术品。而中国文物，也开始回流祖国。目前，来自中国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已成为世界各地中国艺术拍卖会上的统治力量。”同时，中国的现代艺术品，也已成为全球市场令人期待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