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第2/14页）

艾尔索普以善于把握政治或文化问题而闻名于世。因此，上述文字如同他的生动自白。关于中国，他的经验广泛而直接。1941年，艾尔索普从哈佛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快速成长的华盛顿记者（其家族与埃莉诺·罗斯福的家族有关）。当年年中，他有机会与陈纳德会面。陈纳德脾气暴躁，曾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军官，正忙于招募“美国志愿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国民党空军的特别单位。艾尔索普以陈纳德专职历史学家身份，签约入伙。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他正在香港执行任务。当那座英国殖民地城市被日本侵略者攻陷时，艾尔索普被拘留了半年，直到通过俘虏交换被日本人释放。被拘禁期间，他刻苦钻研中国学问和语言，熟练掌握了4000个汉字（了不起的技能，除了古典文献，这样的词汇量足以阅读任何中文报纸）。艾尔索普总共在中国停留了4年。

战后，艾尔索普在华盛顿定居。他的家位于乔治城，家中装饰以中国元素为主。长期以来，那里成了政治家、外交家和记者朋友们的精英沙龙。“艾尔索普家的椅子和沙发上，都覆盖着中国丝绸，”艾尔索普传记的作者、同事老埃德温·约德写道，“空气中弥漫着东方味道。在特制的壁龛中，摆放着朝外凝望的中国、日本瓷瓶。墙上是丝绸悬挂物、艾尔索普家人的肖像、照片。艾尔索普是许多中国餐馆的老主顾。有时，他会让一同用餐的朋友等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与餐厅主管道别，谈论蜜汁火腿和其他菜肴的烹饪方法。”

尽管如此，艾尔索普承认，他无法解读东西方文化在审美方面的差异。在他的书中，他回忆起自己与著名中国学者的交往，那些学者自认为懂得西方世界。“然而，从中国学者对西方艺术有关认识来看，显然，在他们眼中，西方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象。如同曼哈顿岛的普通居民难以理解最北方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技术……中国人的眼力几乎准确无误，总能找准西方世界认为最糟糕的设计。”在西方，也有类似情形出现，“毫无准备的跨文化收藏家……在完全理解其他社会的艺术传统之前，必须有效学习它们的陌生艺术语言”。

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艺术大展层出不穷，博物馆正儿八经的观众仍然是一头雾水。对于平面展示的手卷画或垂直悬挂的挂轴画，人们应如何评判它们的风格和内容？影响深远的画家有谁？他们是否以任何形式受到过欧洲当代艺术的影响？对于陪葬的青铜器、陶瓷人物塑像、玉雕和佛造像，人们该怎样解读？在中国公共艺术中，为何禁止描绘一丝不挂的女性人物？在中国绘画或书法中，包含了哪些精妙之处？那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不仅令艾尔索普沮丧，也使当今许多观众和收藏家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在艾尔索普时代与我们所处当代之间，有一个重要而受人欢迎的不同之处。当年，艾尔索普向高居翰征求意见，只能通过寄信。如今，无所顾忌的艺术探索者，可以登录高居翰的博客，浏览那位学者有关中国绘画的27次系列讲演。高居翰通过“纯粹、远距离观察”和精选照片，向人们解释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所见所闻，包括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展示的珍藏。高居翰的叙述，总显得有滋有味，充满诙谐，有时甚至有些东拉西扯，唠唠叨叨。高居翰曾多次访华，总是再三提及他首次访华的经历。1973年，他作为美国博物馆研究员和艺术史学者代表团成员，对中国开展了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