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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第4/13页)

我们查找当时的公开资料,发现了一些透露内情的档案。20世纪60年代初,高居翰成了普艾伦办公室一名拿奖学金的学生。随着高居翰的工作变动,他与普艾伦之间,有了为数不少的通信往来。高居翰开始在台湾深造时,曾希望中国大陆会自行重新对外开放大门。普艾伦根据自身经历,对高居翰提出了以下建议:

哈佛大学派我去敦煌,连续授予我3笔奖学金,后面还有更多奖学金等候我。千万别以为我没有从早到晚努力工作。第一年,我确信我只会在中国工作一年。我首先学习中文,拒绝与任何讲外语的中国人接触,只在周末与外国人见面。有一位学者与我同住,但他并不教我,他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娱乐的地方。我很随意,可以听他讲话,也可以不听。我的老师们每天白天都来,每周还会来3个晚上:一位老师与我一起吃午饭,另一位一起吃晚饭……午饭后,我们用1小时,去看那些背着东西转悠的小古董贩子。那挺好玩,既了解古董,又学了语言。每周,一位很棒的老学者上门两次,给我阅读古代经典。他人极好,来我这里还有附加条件,即不与任何其他外国人见面。他不喜欢外国人,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他的父亲被外国人砍掉了脑袋。

上述文字暗示,普艾伦也在进行自我辩护。当时,有人不断抱怨,普艾伦作为学者,缺乏深度和认真。由于搞清楚藏品具体年代和属性并非易事,有时,普艾伦会在博物馆出版物上发表自己的结论,说一些“有趣、无害的话,可能会与事实有些差距”。比如,他曾对一顶唐代王冠写道:“这顶王冠,应至少属于皇室某位伯祖母。如果不是,那她也该有一顶。”约翰·埃勒顿·拉吉,曾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馆长和弗利尔美术馆创始馆长。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作为知情人,对普艾伦对藏品的古怪判断表达了明确的意见。拉吉谈到了有人提交给他的一批卷轴画,“其中4幅属于极品……除我以外见过它们的人只有普艾伦,但遭到了他的拒绝。真得祝福他愚蠢的小心眼儿”。

在给高居翰的一封信中,普艾伦对那些贬低者给予了有力回答。当时,高居翰就绘画征集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普艾伦说:“至于绘画,许多古董店里都有不少,成百上千不在话下,一些属于极品,绝大多数属于装饰品或复制品,等待那些不小心的西方人和东方人打眼。”因此,普艾伦拒绝向人提供去哪儿,以及买什么的建议。他进一步写道:

(我不向你提供藏品征集单子的)一个更好理由,是我信奉佛教禅宗。有时候,禅宗不倾向争论。涉及中国绘画时,我也不参与争论。我对一幅绘画所能说的,只有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对于那些事情,只有一个选择让我真正感兴趣,那就是我的选择。“所有金童和玉女,都和清洁工无异,终将变成土和泥。”那首打油诗,同样适用于博物馆研究员。

只要有机会,作为远东艺术部主任的普艾伦,就把绝大多数有力批评,赏赐给自己的副手恩斯特·奥斯温·普林茨·祖尔·利佩·比斯特菲尔德。与波什·雷茨一样,比斯特菲尔德同样在德国学习,他的祖先也享有特权(他的兄弟是伯恩哈德亲王,是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比斯特菲尔德在德国波茨坦学习中文,在柏林大学提交了一篇有关元代画家李衍墨竹画论文的翻译,(以优等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1949年,他开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高级研究者。一年以后,当上了副研究员。1964年,他未能获得提名成为普艾伦的继任者。他在辞职前,获得了博物馆高级研究员称号。比斯特菲尔德发表过许多论文、评论和评注,对藏品拥有广受尊重的鉴定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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