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第2/13页)
上任伊始,波什·雷茨便令人钦佩,他善于规范管理,眼力精准,做事有条理,光明磊落,很快赢得了“荷兰老清洁工”的绰号。有时候,他让那些被冷落的同事感到恼怒。然而他努力了解博物馆各个不同领域的工作。起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曾委托装饰艺术部代管。卡尔文·汤姆金斯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非官方历史学者,如他所概括:1915年,该馆存有大量杂七杂八的亚洲藏品,包含“1879年以来收集的东西”。那一年,博物馆几位董事和其他捐赠人联手,购买了塞缪尔·艾弗里(该馆董事、雕刻师、鉴赏家和艺术经销商)选择的一组中国陶瓷,数量达1300件。
然而,波什·雷茨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继承的最有意思的藏品,是福开森在中国时为该馆征集的藏品。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身兼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学者、上海报纸出版人和清王朝顾问等职。他还一度担任了中国铁道总公司参赞的干事,与其清朝官员朋友端方一起,把公职与艺术品收藏混为一体。191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明地(事实如此)任命福开森为该馆终身研究员,请其担任该馆的藏品征集代理,并向他提供了25000美元藏品征集费。一年以后,福开森凭借才干,获得了更多的征集费。
中国青铜器、玉器,特别是明清绘画,在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福开森的征集,在纽约受到的阻碍多于赞扬。爱德华·罗宾逊从波士顿美术馆跳槽来到纽约,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新馆长。罗宾逊认为,福开森首批运来的藏品,“令人相当失望”。装饰艺术部新任研究员威廉·瓦伦丁纳也对此随声附和,他刚从柏林的恺撒·腓特烈博物馆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在为藏品运抵纽约举办的新闻招待会上,充满了否定和哈欠连天。《纽约世界报》对此发表了艺术评论,瞄准中国卷轴画一阵扫射,称它们“单调、没有条理”,色彩已褪,令人乏味。评论作者对征集它们表示不可思议,似乎觉得用“真金白银买来的”,显然都是些不入流藏品。《泰晤士报》也不甘寂寞,发表了不冷不热的文字:“据称,那是美国最令人关注的展览。”只有未开箱时(确实如此)的中国卷轴画,以及一个中国战鼓,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与多年前一样,当时的问题,显然还是人们一直在用西方观点评价东方绘画,以此发现它们的不足。(那些身穿睡衣,凝望松柏、山石和溪水的老人是何许人也?)福开森则极力维护自己所征集绘画的质量和真实性。他坚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可通过那些绘画,超越对手波士顿美术馆。查尔斯·朗·弗利尔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家。为慎重起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弗利尔,对福开森提供的东西进行鉴定,特别是中国卷轴画,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福开森代理挑选的东西。弗利尔名副其实,他开始时就强调,“西方缺少具有足够权威的专家来鉴定那些绘画”。之后,他建议征集其中部分绘画,而不是全部。福开森立即还价:对弗利尔所选绘画要价4万美元,其余画作免费赠送(福开森的精明至今仍有争议,尤其是那些绘画。他曾应对过许多有激烈争议的困境,那批绘画属于其中之一)。
总而言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在创始主任波什·雷茨的领导下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当时他只有一位助手和十分有限的经费。波什·雷茨淘汰了繁杂馆藏品中的可疑藏品,突出福开森征集的中国卷轴画。他在博物馆2楼的回形过道中,展出了本杰明·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以此信守与捐赠人达成的规定:将奥尔特曼所捐亚洲艺术藏品,与构成他主要捐赠藏品的欧洲艺术相邻展出。1918年至1922年,波什·雷茨做出了一个有预见、非常规性的决定,他从弗兰克·劳埃德·莱特手中,买入了400件日本水印画。当时,那位建筑师正深陷婚姻绯闻之中。(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艺术助理研究员茱莉娅·米奇估计,在那个贫困时期,莱特出售了数千件日本水印画,净赚了3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