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第4/9页)
中国发生的铁路动乱及其产生的副作用,对弗利尔发现、欣赏中国艺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着钢轨在中国大地交织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产生了。工人们发现了埋藏丰富的历代墓葬,源源不断地把高质量文物送进苏醒中的艺术市场。而且,铁路使弗利尔得以穿越中国旅行,研究新的出售物,并向两位受其尊重的顾问咨询:一位是天津的收藏家、政治家端方,另一位是北京传教士出身的艺术专家福开森。
毫无疑问,福开森对中国情况和古代文献的了解,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西方人。自1887年21岁时抵达,到1943年离开,他在中国生活了55年。离开中国时,福开森已被日本人拘留,作为战时交换俘虏登上了瑞典和美国合营的“克瑞普斯霍姆”号邮轮。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是一位受命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派牧师,在波士顿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福开森所属教会把他派往中国,目的是建立南京大学。完成任务后,福开森开始了崭新的职业生涯。他拥有了一家上海报纸,并为外国企业和艺术收藏家活动出谋划策。
1992年,沃伦·科恩出版了《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福开森坚信,“他在中国可以学习,也可以给人上课。中国文化值得学习”,那使他变得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福开森不但为新大学寻找学生,也寻找可以担当自己老师的学者、官员。福开森把美国的数学、化学课本翻译成中文,“还拥有丰富的中国艺术和艺术批评知识,能够撰写有关那方面的书籍。那些著作至今仍被美国官方使用”。
那时,美国的东方艺术鉴赏家们并不乐意欣赏福开森取得的成就。其中许多人更是将中国艺术不同的流派等同于费诺罗萨的形式主义和媚日审美。因此,1913年,当福开森受人委托,将其挑选的一批中国艺术品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该馆员工对那批藏品表示失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更是拒绝接受福开森的一幅中国绘画。该馆部门主任说,他不会为那幅绘画支付哪怕10美元。那幅画作便是据传属于顾恺之作品的《洛神赋图》。现在人们认为它是南宋时期对公元5世纪原作的复制品。幸运的是,弗利尔独树一帜,他最终买下了《洛神赋图》,以及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质疑的福开森其他藏品。今天,在弗利尔美术馆藏品中,那幅曾饱受争议的手卷,绝对属于举世无双的最好的中国绘画。
弗利尔是单身汉,没有直系后裔。早在20世纪初,弗利尔已经意识到艺术收藏会成为他不朽的遗嘱。为何不把它们作为礼物奉献给美国人民?如此,还有比国家首都华盛顿更好的地方吗?那时,华盛顿对艺术品的敬意远不及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令美国人汗颜。1904年,怀揣那个目标,弗利尔直奔华盛顿,向史密森学院的秘书塞缪尔·兰利投石问路。兰利秘书对此表示了兴趣,称美国国会已在理论上同意创建一家“国家艺术博物馆”,只是还未出台清晰的具体方案。1905年,弗利尔正式提出把自己的珍藏捐献给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会,拟捐赠藏品的总数约为2000件,包括三部分:弗利尔在近东征购的文物(主要是埃及)、杂七杂八的美国艺术品(绝大多数是惠斯勒作品,他的名声已经开始飙升),以及亚洲绘画、瓷器和雕塑(在他看来,所有藏品都具有“和谐精神的启示,扩展审美文化的能力,以及提升人类心灵的美质”)。弗利尔为此提出的条件也是坚定不移:“他将继续增加捐赠,资助博物馆场馆建设。但是,他的藏品不能出售一件,也不能出借给其他任何地方。”
当时,华盛顿没有任何国际认可的艺术博物馆。而史密森尼学会则被昵称为“美国的阁楼”,在它的展厅里,充满了科学发明、自然历史标本、人种学和历史学纪念物品,其中夹杂着零星艺术品。此外,由私人捐助、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科科伦美术馆,则主要收藏五光十色的美国艺术品。总而言之,在美国首都,没有一座公共美术馆能够与一座普通的意大利大区博物馆相提并论,更不用说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