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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第3/9页)

多次前往欧洲旅行期间,弗利尔精明地探索了处于最前沿地位的视觉艺术。在巴黎,他与美国画家玛丽·卡萨特共进晚餐,拜访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工作室,还接受了神交密友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惠斯勒的妻子碧翠克丝身患癌症,是一位铁杆爱鸟者。1895年,弗利尔准备前往印度,开始他的首次亚洲之旅。惠斯勒问弗利尔,能否想办法为妻子买一只很特别的鸟,一种拥有蓝金色羽毛的印度鸣鸟。弗利尔一口应承下来。抵达加尔各答后,弗利尔买到一只活蹦乱跳的鸣鸟,说服一名英国船长在回国途中予以照顾,并亲自把那只小鸟送到艺术家惠斯勒的手中。尽管困难极大,那个计划最终获得了成功。于是,那只印度鸣鸟来到惠斯勒位于巴黎左岸鲁杜别克大街110号的家。它进入鸟笼,与一只白鹦鹉和一只嘲鸟做伴。1897年3月24日,惠斯勒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伤心地给弗利尔写了封信:“请允许我首先对你说,我亲爱的弗利尔,你的‘蓝金色小女孩儿’真是尽力表现得极其可爱!”惠斯勒写道,在妻子弥留之际,“那只奇怪的野生小精灵站立起来,一直唱个不停,仿佛它之前从未歌唱过——那是一曲太阳之歌!一曲欢乐之歌!也是我的绝望之歌!它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那只小精灵淹没在自己欢快的嗓音里,成为一个永不泯灭的惊奇!”

作为19世纪90年代的收藏家,弗利尔对远东情有独钟。起初,他收藏日本艺术,之后是古老“中央帝国”鲜为人知的书画和雕塑。不过引导他征集收藏的,并非只是审美。从本质上讲,弗利尔是一位精于算计的买卖人。他大肆买入的亚洲艺术品征集,几乎都是再划算不过的交易。弗利尔曾4次前往东亚,分别是1895年、1907年、1909年和1910年至1911年。随着藏品征集从零售转向批发,弗利尔每到一地,便习惯于寻找、观看私人和公共收藏。约翰·波普曾担任过弗利尔美术馆馆长,他恰如其分地评价道:“翻看弗利尔的日记,以及他那些年的通信描述,可以看出,弗利尔在旅行中学到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他对自己的见识又是如此谦虚。成为公认的重要收藏家后,他仍然是谦谦君子。”需要指出的是,弗利尔在远东旅行时,正值中国清朝处于麻烦不断的最后二十年。毫不夸张地说,火车对中国产生了地动山摇的影响。

对铁路革命而言,中国是一位相对后来者。其中主要原因,是19世纪80年代宫廷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为此展开的不休争论。反对者宣称,铺设铁轨,会使中国更加依赖外国列强。它们相互竞争,已把大清帝国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历史学家林成(音译Cheng Lin)进一步写道,保守派担心铁路会惊扰祖先陵墓,“会助推观念和影响力传播,进而颠覆中国人民的宗教和道德。铁路的邪恶影响,甚至可与洪水猛兽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相提并论”。改革派则强调,“铁路在粮食运输、赈灾、贸易、开矿、收税和旅行等方面的好处,尤其是军事用途,应毫不犹豫开始建设铁路”。

1894年至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颜面扫地。正因为此,改革派以军事为由,最终战胜了保守派。据林成的详细统计,自1897年至1904年的7年间,“启动的铁路建设项目和贷款和约,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因此,到了1898年,英国在中国获得了总长为45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特许权,随后是俄国的2462公里,德国和比利时并列第三(各为1126公里),法国和美国远远落后(分别为676公里和483公里)。林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铁道部的顾问。他写道,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列强瓜分了铁路的特许筑路权。他补充道:“在那些年,大清帝国的不同地方零星发生了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袭击肯定反映了公众愤怒。反外运动四处蔓延,直到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外国列强疯狂争夺中国的铁路特许权,应对发生那场运动负主要责任。”上述判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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